早在李荣融时期，有关中国应当在推进国企改革时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经验的话题，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这条路并未良好实践，国企改革仍然走得老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改革又让淡马锡模式受到关注，这个模式到底为何？又是否合适我国国情呢？

央视上周的报道，遭到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强烈吐糟。他沿袭一贯犀利言辞指责央视“无知”。

“货币解决说”存在两个问题：产品销售只能反映当下的市场判断，并不能反映效率趋势的市场预期；有些企业有可能“赖着不走”，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无法最优化。而资本市场逻辑则可克服之：用当前交易来预判未来；以资产证券化来争夺资源。

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从公报的表述来看，似乎详略折射出了共识之多寡。此次公报被赋予了“改革”更高的地位，暗示了改革其实是更为全方位的制度涅槃，公报还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改革推进方式，这也是新的突破。

由于互联网业务创新速度过快，没有现成法规可循，往往游离于银监会和央行监管之外，加上互联网的开放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郑州限购没有意义，只是上涨过快城市的一场秀。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之时，正是基础制度改革之时，以扭转错误的激励机制。

应对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中国必须做好短期和长期的准备，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资本管制等方面加大缓冲，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增强应对美联储退出的政策空间。

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而是一般都用于投资，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经济体间隔出现恐慌已是常态，资金撤出新兴市场不止一次。

在改革过程中，尤其还要重视“信息披露充分、公司治理机制到位”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确保市场越来越繁荣，流动性越来越充裕，而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打开金融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发展空间，形成良性循环的最佳效果。

种种迹象表明，本身杠杆率很低的中小企业，却很有可能最终成为这次事件中“躺着中枪”的意外受害者。而中国经济要“稳增长”，首先需要盘活小微企业。而盘活小微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地方各级政府插手微观经济的运行。

在过往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不应该存在通胀的中国存在明显的滞胀压力——经济增速不高，企业效率低下，物价却维持在高位。

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应通过顶层设计，划出底线，确保农村特殊群体的土地权益不受侵害。

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对政府放权的倒逼。因此，中国必须解决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不彻底所带来的风险累积，中国新一轮分权式改革势在必行。

房产税应该征，不过对过渡期的乱象，对房产税被阉割之后的低效，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