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大学生应不应该当公务员，而是大学生成为公务员之后，中国的行政效率是高是低，如何以透明公开的政策防止公务员把福利政策当成自己的后花园？

在征地和拆迁中，被征地拆迁方并没有为建设直接付出劳动，征地和拆迁补偿归根结底是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向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规模过大，无异于对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的压榨盘剥，在经济方面的负面效果自不待言，而且必然因其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

若想消除上述观念，首先必须摒弃强加在公务员职业上的附加值，让公务员职业回归本真。

有专家就认为，“进一步上调个税起征点，只是令少数高收入者获益，低收入者受益不大。”

在实现未来目标的过程中，笔者格外强调诚信，这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需要承担城市化过程中的成本，实现社会福利均等化。

新一届政府提出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如何协调，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土地整治加速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值得高度关注。

一个最简便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度。

国家正实施结构性减税，但地方政府依靠非税收入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不仅会抵消结构性减税的好处，甚至会加重企业负担、减缓经济复苏步伐。

今年“预支”明年税，说轻了，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为老百姓增加负责，是执政意识的错位；说重了，则是一种严重损害公民利益，透支党和国家信誉，败坏党和国家形象的违法行为！

仅两成多老人靠养老金生活，这意味着还有近八成老人未能充分纳入社会保障之下。对此，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深刻反思和解决。

税收结构性改革，应从如下方面着力：一是降低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二是加快出台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三是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四是出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

基于教育投入多年之后才“达标”的教训，笔者以为，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还需要更明确的制度保障，比如，每年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占GDP多少，要在制度上进行明确规定，并与“官帽”挂钩。

如今纵观保险行业现状，不合理的佣金制度，恐怕难言取之有道；赔付率始终不高，恐怕难言取之适当。郎咸平的“保险就是传销”一说，最大意义就在于启示公众：今天的保险行业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粗放、低效的城市发展方式，使得城市发展与管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当前保障性住房建造，不是建造了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保障性住房是不是进入广大中低收入民众手中，以及广大民众基本居住条件是否改善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