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 大幅提高个税起征额最简便可行

收入分配改革是近年来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状况究竟有多严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而北京师范大学近日发布的《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前400位富豪财富占GDP比重在2010年就已达10.45%。报告指出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4.6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企业业主与雇主的收入最高相差251.87倍。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倍，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最富的前10%家庭已经占据了总收入的57%。而在最富的前5%家庭中，这一比例高达44%。

人社部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中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而据全国总工会前年的调查，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相差近18倍，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实际上，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方案迟迟未能出台。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广，难以达成共识，且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满意，成为方案出台和实施的最大阻力。也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是阻力的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还是个很复杂的工程，它涉及到很多部门、人群、利益集团。如果改革方案过于笼统，则会让公众很失望。而如果提出很多具体的解决办法，又可能受到很多相关部门的阻力。

根据经济学理论，“收入分配”是“要素配置”的结果。虽然也许人们都喜欢从天上掉馅饼的事，但真实的情况确是收入一定需要从一个源头得到，这个源头就是“要素”。那么什么是要素呢？这个听起来很抽象的东西，实际上人人都具备。劳动就是最基本的要素。上帝赋予每一个人劳动的权利，但每个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确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姚明具有世上罕有的身高和身体素质，于是他成了篮球巨星，在NBA拿着高额的年薪。而有的人有着优美的嗓音或者迷人的外表，于是成了歌星、影星，拿着高额的收入。显然，每个人的智力、体能、身体素质、知识技能都不同，因而按照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不相同。事实上，在竞争性市场上的工资率水平，应该等于每单位劳动带给雇主或社会的边际效益，这算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理想注解吧，这种分配状态将保证社会经济的运行是有效率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分配却往往难以满足这种理想化的工资定价方式。首先，垄断的存在让垄断行业的产品定价高于竞争性的定价，从而处于垄断行业中的劳动力的报酬会高于同等条件下的竞争性行业的劳动报酬。这实际上是目前人们争论的焦点，人们纷纷指责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过高，因为这易于感知。其次，劳动收入仅是总体收入的一部分，那除了劳动收入以外的收入又来自于哪呢？这当然是来自于其他要素了啊。而这，可能才是当前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姚明毕竟全中国只有一个，歌唱得特别好、外表特别好看的人也毕竟是少数，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劳动收入的差距不应该是很大的，起码具备同等教育水平或同等工作技能的人，劳动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当然，人的个人努力、勤奋等等，都会带来收入差距。比如你每天只工作8小时，但我每天工作16小时，那我的劳动收入应该是你的两倍。即使考虑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劳动收入的差距也不应该是过于数量级上的差别。

除了劳动以外的要素，大致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类。有形的主要就是各种资产，如货币、股票、债券、金条、房产，等等。资产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而资产又能带来收入，因而资产性的收入差距也是巨大的。有的人一生出来就拥有各种资产，比如各种二代。其他无形的要素，包括权力、名望，等等，难以量化，因而较难纳入研究范畴。至于为什么劳动以外的要素会有如此大的初始分配的差距，这可能不是经济学能回答的问题。虽然主流经济学基本不研究要素的初始配置是怎么来的，但要素拥有人按要素获取收益，这确是经济学给出的对社会最有效率的分配办法。然而，按要素分配必然会产生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效率和公平之间如何兼顾？

更现实的操作办法还是在不剧烈改变要素初始配置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技术性的微调措施，只要方法得当，一样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前突出的贫富差距状况。对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这是国际惯用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流措施，我国也一直在这样做。但一来对富人征税不容易（富人可以借助投资等渠道规避所得税），二来对穷人的补贴也往往由于太分散而达不到应有效果。就个人所得税来看，拿“死工资”的打工群体却反而比老板阶层更容易被征税。

笔者认为，像法国一样对富人征收75%的边际税率这样的激进政策并不可取，毕竟把富人都吓得移民了也没意思，反而流失了税源。有人呼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虽然表面上保护了打工者，但如果由此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亏损而裁员，则最后倒霉的还是打工者。笔者认为，一个最简便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度。实际上，能从中低收入的打工人员身上征收到的所得税总额占我国总税收中的比重很小，但对于具体的被收税的个人而言，其影响却很大。由于我国当前的财富分布状态基本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格局，中低收入群体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个税起征额度的每一个单位的上升，都能减轻很大数量人群的经济压力，从而释放其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这比宽泛的补贴要精确和有效得多。

笔者认为，个税起征额度至少应在5000元以上，甚至在经济刺激时期，不排除提升到1万元以上的可能性。要知道减税和增加投资一样，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减税还可以刺激消费，且并没有投资那样的挤出效应和带来的产能过剩的隐患。本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