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

发改委下一步要进一步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一律不再审批；凡是企业投资项目，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一律由企业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疯长”，犹如一面镜子，折射的是以债务为主要支撑推动GDP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本质。

笔者以为，本次央行逆回购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其释放信号意图的成分较大，这凸显出了央行的慎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就是在做好短期与长期衔接上，选准突破口，推动各项改革顺利进行。

混合所有制形式能否让央企等国有企业真正步入市场化，一要看建立的方式，二要看放权的力度。这两方面没有过多的限制和障碍、禁锢和束缚了，混合所有制也就能够对央企等国有企业产生真正的市场推动力了。

早在李荣融时期，有关中国应当在推进国企改革时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经验的话题，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这条路并未良好实践，国企改革仍然走得老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改革又让淡马锡模式受到关注，这个模式到底为何？又是否合适我国国情呢？

央视上周的报道，遭到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强烈吐糟。他沿袭一贯犀利言辞指责央视“无知”。

“货币解决说”存在两个问题：产品销售只能反映当下的市场判断，并不能反映效率趋势的市场预期；有些企业有可能“赖着不走”，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无法最优化。而资本市场逻辑则可克服之：用当前交易来预判未来；以资产证券化来争夺资源。

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从公报的表述来看，似乎详略折射出了共识之多寡。此次公报被赋予了“改革”更高的地位，暗示了改革其实是更为全方位的制度涅槃，公报还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改革推进方式，这也是新的突破。

由于互联网业务创新速度过快，没有现成法规可循，往往游离于银监会和央行监管之外，加上互联网的开放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郑州限购没有意义，只是上涨过快城市的一场秀。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之时，正是基础制度改革之时，以扭转错误的激励机制。

应对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中国必须做好短期和长期的准备，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资本管制等方面加大缓冲，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增强应对美联储退出的政策空间。

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而是一般都用于投资，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经济体间隔出现恐慌已是常态，资金撤出新兴市场不止一次。

在改革过程中，尤其还要重视“信息披露充分、公司治理机制到位”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确保市场越来越繁荣，流动性越来越充裕，而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打开金融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发展空间，形成良性循环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