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本身杠杆率很低的中小企业，却很有可能最终成为这次事件中“躺着中枪”的意外受害者。而中国经济要“稳增长”，首先需要盘活小微企业。而盘活小微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地方各级政府插手微观经济的运行。

在过往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不应该存在通胀的中国存在明显的滞胀压力——经济增速不高，企业效率低下，物价却维持在高位。

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应通过顶层设计，划出底线，确保农村特殊群体的土地权益不受侵害。

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对政府放权的倒逼。因此，中国必须解决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不彻底所带来的风险累积，中国新一轮分权式改革势在必行。

房产税应该征，不过对过渡期的乱象，对房产税被阉割之后的低效，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在取消贷款下限之后，年内已不可能继续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不排除央行考虑鼓励全国性主要商业银行推出最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

只有增长没有改革，甚至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这样的经济体，无论刺不刺激，都没有前途。

逆向激励机制是过剩产能发源地。以GDP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扩大规模，产能是考核的重点。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不只是美国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城市破产法，解决棘手的地方债难题。

实体部门的"去杠杆"，涉及政府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体部门"去杠杆"，远比金融部门"去杠杆"更复杂、更困难。

总之，只要中国经济处于合理运行的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会维持既定格局。

外汇占款运行态势与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改革进程高度相关。未来也不排除继续出现外资大幅流入的可能性。

从市场投资角度来看，铁路基建公司订单充裕、业绩扎实、估值便宜的投资逻辑并未改变。

外汇占款下降，是主动挤水、为贸易腾出空间的举措，也是投资者暂时回撤的信号，无关大局。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劳动力未受足够的培训，太多的低效企业占据了过多资源、消费品质不高、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