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唯有加速推进市场化

每经评论员 叶檀

克鲁格曼发言，世界侧耳倾听。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唱衰中国经济并非一次，这次预言尤其明确，他并没有说中国经济崩溃，而是说遇上了大麻烦，并且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克氏的预言基于两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匮乏导致成本上升；消费支出不足无法弥补投资下降缺口，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平衡，无法带动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做过详尽的研究，但在预言中国经济时，却没有下这般的苦功。

克氏引用的两组数据质量不高，剩余劳动力是否急剧消失，在学界存在极大的争论，暂且不论，中国劳动力总体而言还未处于匮乏期，国企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争斗，以及城市街边随处可见的闲散年轻人，显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同的隐性失业。

中国的消费数据质量不高。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消费存在普遍低估现象。中国消费率太低的流行观点，基于错误的理论和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肤浅理解之上。需求并不必然驱动增长，官方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中国真实的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0%到65%，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理想的比例，居住消费与私人消费由于发票、纳税种种原因，被大幅低估。

除了消费低估之外，消费升级太慢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中国特点是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群体之间贫富差距分化严重，当国内消费品无法满足需要时，先富阶层将消费目光转向全球，韩亚航空等公司就是中国教育消费外流的见证，而温哥华、洛杉矶等城市，则见证了中国房哥房姐们的购买力。解决中国消费增长，需要提升中国消费品等级，去除三聚氰胺阴影。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非劳动力人数下降、消费下降，而是劳动力未受足够的培训，太多的低效企业占据了过多资源、消费品质不高、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寄生于经济体制内部，并不是靠放开生育管制、撒钱刺激消费能够解决。克鲁格曼的悲观证据是错误的，论证并不充分。

与克鲁格曼的悲剧预言几乎同时，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作出了颇有自信的发言。楼继伟说，尽管今年国内经济增速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新增就业超过去年，服务业发展情况也不错。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8万人，这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就业增长较快。同时，上半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楼继伟说：“我们看到，国内发电量和用电量增长4%，其中服务业用电量增长达到8%；投资也不弱，而且服务业投资更强，这说明中国经济活力在增强。”

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中国政府允许经济放缓的基础。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对于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应有清晰的认知。即使聪明如克鲁格曼，试图从外部观察庞杂的经济体，也会遭遇数据与逻辑陷阱；即使冷静如财政部长，也无法挽救垂危的周期性企业，对于尾大不掉的低效企业束手无策。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就业项让人担忧，但总体就业率并未下降，无数个未经统计的劳动者在理发店、城市居民的家中工作；中国一方面大城市房价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鄂尔多斯等地泡沫纷纷崩溃，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消费能力截然不同。上述纷扰的经济现象显示，劳动力正在离开制造业，制造业赢利下降，而服务业蒸蒸日上。转型时期的牺牲者、获益者，呼之欲出。

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更没有人忽视中国经济板块中存在的弊端，中国就如同被饿狼追逐的行人，只有加速向市场化方向推进，才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

现在说悲观与乐观为时过早，等待改革举措，以及为未来十年定基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