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以县域优势产业集群为起点，商贸物流与之配套发展，进而带动产业技术升级，最后实现农村到城镇的转变。

底特律的破产事件给我国某些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转变发展观念并控制债务风险，即便不会破产，濒临破产境地也绝非不可能。

“不找市场找财长”再次警醒我们：一定要加快改革经济体制包括财税体制，将包括财政资金在内的资源配置大权放给市场。

最近披露的一系列与国资有关的大案，均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杜绝大型企业的利益输送，将堵住中国经济最大的出血管。

再次大规模“注水”式的“电击疗法”尽管可给经济带来脉冲式的短期反抽，但无疑将加重资源错配、产能过剩等痼疾。

当前，债务通缩与盘活资产是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发展逻辑，因此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此。

我国外贸的确面临较大挑战，但对此也需从两面看，因为我们的中心目标是维持、提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解决土地财政这个顽症，固然需要地方政府遏制卖地冲动，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承担的事权能够匹配起来。

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逐步调整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严格执行统一的游戏规则，为最终放开汇率留下充足空间，才是上选。

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上调城市标准除了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

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也要走产业优化升级之路。

银行不可能从日益低迷的股票市场得到资金，银行扩股、发行可转债、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一用再用，已到极限。

决策层可能会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来调控日趋复杂化的房地产市场。

企业无法破产，继续制造严重的过剩产能，始作俑者是政府经济规划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会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有些经济学家预测除非GDP增速滑落到7%以下，否则决策层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稳定性规律，下半年7.5％左右的增长水平应该可以实现。可能的“黑天鹅”事件是影子银行的风险暴发。“钱荒”就是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