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提出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如何协调，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土地整治加速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值得高度关注。

一个最简便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度。

国家正实施结构性减税，但地方政府依靠非税收入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不仅会抵消结构性减税的好处，甚至会加重企业负担、减缓经济复苏步伐。

今年“预支”明年税，说轻了，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为老百姓增加负责，是执政意识的错位；说重了，则是一种严重损害公民利益，透支党和国家信誉，败坏党和国家形象的违法行为！

仅两成多老人靠养老金生活，这意味着还有近八成老人未能充分纳入社会保障之下。对此，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深刻反思和解决。

税收结构性改革，应从如下方面着力：一是降低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二是加快出台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三是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四是出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

基于教育投入多年之后才“达标”的教训，笔者以为，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还需要更明确的制度保障，比如，每年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占GDP多少，要在制度上进行明确规定，并与“官帽”挂钩。

如今纵观保险行业现状，不合理的佣金制度，恐怕难言取之有道；赔付率始终不高，恐怕难言取之适当。郎咸平的“保险就是传销”一说，最大意义就在于启示公众：今天的保险行业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粗放、低效的城市发展方式，使得城市发展与管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当前保障性住房建造，不是建造了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保障性住房是不是进入广大中低收入民众手中，以及广大民众基本居住条件是否改善了的问题。

高额的罚单不仅垫高了险企的违规成本，也表现了监管部门治理行业乱象的决心，重拳出击对违规行为形成震慑力，却给普通的投保人吃了颗定心丸。

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愿景，就得真正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健康的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轮动力，畸形的城市化则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反而会带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想真正落实减税政策，想彻底改变地方财政“寅吃卯粮”，打破土地财政，就必须要尽快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格局，适当向地方政府倾斜分配，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只部分完成了经济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城镇化，还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城镇化。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不仅创造了最好的经济发展，也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