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债务通缩与盘活资产是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发展逻辑，因此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此。

我国外贸的确面临较大挑战，但对此也需从两面看，因为我们的中心目标是维持、提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解决土地财政这个顽症，固然需要地方政府遏制卖地冲动，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承担的事权能够匹配起来。

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逐步调整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严格执行统一的游戏规则，为最终放开汇率留下充足空间，才是上选。

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上调城市标准除了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

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也要走产业优化升级之路。

银行不可能从日益低迷的股票市场得到资金，银行扩股、发行可转债、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一用再用，已到极限。

决策层可能会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来调控日趋复杂化的房地产市场。

企业无法破产，继续制造严重的过剩产能，始作俑者是政府经济规划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会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有些经济学家预测除非GDP增速滑落到7%以下，否则决策层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稳定性规律，下半年7.5％左右的增长水平应该可以实现。可能的“黑天鹅”事件是影子银行的风险暴发。“钱荒”就是警示。

全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企业正把人民币作为积聚财富和筹集资金的一种货币，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势头正猛，人民币国际化将于今年进一步加快步伐。

国人消费能力很强，国内航空、教育等行业的发展，跟不上市场的步伐。不是中国丧失经济动力，而是体制与企业未能承担责任。

看似是银行“钱荒”，实则是实体经济之“荒”。尽管GDP增速连续十年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区间，但旧有增长道路渐行渐窄的现实已充分暴露。

破解房地产困局，既需要在战略转型的框架下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等实体产业领域，更需要地方政府戒掉房地产之瘾，真正告别土地财政。

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努力提高地方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扩大地方政府理财空间和调控能力，这才是化解风险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