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立中央银行制是以资产管理为主体，通过资产业务向经济投放高能信用。回头再看看中国央行，过去十年都在负债端痛苦地腾挪，很清楚地说明，资产端是失控的。

高房价成为抑制居民正常消费最重要因素，使多数居民捂紧钱包过日子，并对未来居民消费产生多重负效应。

中国政府必须守住财政稳定的底线，严控或有债务风险。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是，国内需求增长空间变小、速度放缓。

调整三大需求的增长结构，即合理提高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适度放缓投资及出口增长速度，使三大需求增长与供给的增长（GDP的增长）相协调。

中国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以为，还需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资本市场应当真正发挥其资源配置和投资等正常功能，必须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因此，监管部门就不应当只是国有企业的服务者，而应当是独立的裁判员。

在我们信奉工业化和城市化能解救中国，支撑可持续发展之路时，却忽视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难题——农业、农村空心化。

在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尚不能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意义十分重大。

对中国来说，美国新能源战略，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而残酷的挑战。

只有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惠农、金融富农的作用。

未来投资政策的着力点不在于刺激投资增速恢复到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而在于积极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质量效益提高。

对于中国政府新一届财金班底来说，眼下，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除了货币因素外，价格上涨要受到需求偏好、供给机制、自然条件、货币贮藏等因素的制约。

不宜继续刻意强调增加居民持有外汇资产，以免迫使其头脑发热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致使自己蒙受损失。

把70年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纳入土地基金分年使用，让政绩工程无处落地；大力改革税收体制，涵养税源，最终挤出土地财政，是救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