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一行，来到西安国际港务区和浐灞生态区考察调研自贸区改革工作。在听取了陕西自贸区西安区域建设进展情况之后，对于自贸区取得的成绩，王永康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他以“八个新”为题，要求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勇于改革，高起点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和排头兵，自贸试验区在政策先行先试过程中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他表示，弘扬企业家精神绝对不是一句口号。企业家精神想要真正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来保障。

作为伦敦苦心经营发展的金融新中心，金丝雀码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建设，现在，它每天都在为全球外汇交易和证券交易提供着一流的硬件设施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多个自贸片区也在打造金融中心、推动自贸区内的金融创新。9月25日，四川自贸区服务贸易对欧合作推介会在伦敦举行，会上提到，希望从金丝雀码头的建设中，寻找成都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宝贵经验。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作为全国首个自贸区正式挂牌。而今，四年过去，上海自贸区提交了自己的四周年成绩单，无论是开放创新，还是制度改革，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相关的报道也层出不穷。2017年9月27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举行《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走进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新闻吹风会，会上提到上海自贸区官方推出的全国首本自贸区培训教材将于今年11月面世。9月28日，首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十大经典样本企业”发布会举行，评选出制度创新十大经典样本企业和六个制度创新样本企业。

创新驱动背后比拼的是人才，自贸试验区比拼的更是人才。作为中国自贸试验区的“领头雁”，上海自贸区又是如何借势，在吸引海外人才举措中，驶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2016年8月26日，上海自贸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总部空间启动，各项业务及工作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中国自贸试验区报道（微信公众号zmsyqbd）获悉，一年来浦东新区在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中，积极探索建立与世界接轨的柔性人才引进机制。

成都自贸试验区暨现代服务业上海推介会即将在沪举行。成都自贸试验区希望借此机会，向上海自贸试验区学习更多宝贵经验，促进两地协同开放和发展。事实上，半年一来，成都自贸试验区已复制推广试点经验117项、新增注册企业12000多家、注册资本1740亿元……内陆开放正在渐渐深入。

在广东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中，前海的建设目标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人民币跨境业务试验区”。其中，金融创新被视作体制探索的重中之重。截至2017年6月，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注册持牌金融机构213家（含分支机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相关服务机构5.46万家。“我们与上海自贸区相比，恰恰因为小，在金融体系改革和法治创新方面可以大胆试错，而国家赋予前海的金融政策基础非常牢固，经过多年培育，政策支持引导的效果日益显现，市场主体自主创新也不断涌现，片区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前海管理局副局长何子军说。

9月19日至21日期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期间，李显龙表示要加快新中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表示，中新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的谈判并不是一般性的升级版，它是在整个“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升级版。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将更有利于中新两国在“一带一路”下进行紧密深入的合作。

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复制推广出许多经验。《自贸区蓝皮书》副主编李圣刚博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提到，国内自贸区建设不应该局限在自己所属的“一亩三分地”，未来，更应该探索国内自贸试验区（FTZ）如何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FTA）相对接，打造升级版的自贸区体系。

自贸区作为我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开放的最前沿，目的绝不仅仅在于“贸易”二字，也不仅仅在于贸易的便利化。它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作为一个高端平台，吸引、集聚全球化的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其中当然包括资本。资本市场，是集聚资本要素的最重要通道。谁家自贸区的上市公司多，就意味着谁就能吸纳、集聚最多的资本要素。

中非合作减贫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经贸合作日益深化的故事。眼下，中国不仅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国之一，也是非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值得思考：中国的自贸区，能够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余教授所说，非洲减贫真正的出路，在于扩大贸易，以及更多的吸收投资。这是中非合作的重点，其实也正是自贸试验区的应有之义。作为中国开放的最前沿，自贸区需要汇聚全球各种经济要素资源，广袤的非洲当然不应该被忽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非洲大陆也被认为是中国富余产能向外转移的潜在承接地，自贸区理应更好地发挥这种中介、桥梁作用，提供更多的投资服务。显然，非洲的中国机遇，意味着中国自贸区的巨大机遇。自贸区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闭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针对“金砖+”模式合作，被低估的金砖机制，金砖经济务实合作，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此次峰会中的热门话题进行解读。王文表示，从2006年金砖外长第一次会晤算起，作为多边大国协调机制，金砖短短十年取得了G7四十年发展的效果：实现战略共识，形成集体认同，推进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很多领域，如文化节、电影节、运动会等人文交流领域，金砖甚至比G7走得更远。

100个经济学家，有101种观点——这其实不是一句经济学笑话。因此，对同样的经济数据，两位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比如，关于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资本外逃”的问题，就引发了经济学家的争论。经济学家余永定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认为非常严重。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余永定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其理由有二：一是在国际收支中，误差与遗漏项太大；二是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对海外净资产缺口过大。但经济学家管涛却并不认同余永定的“资本外逃论”。准确地说，管涛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资本外逃论”。他也承认，净误差与遗漏长期为负与资本外逃现象确有相关性；但他同时认为，根据净误差与遗漏为负做出“资本外逃”的判断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黑箱”。进一步地，管涛认为，净误差与遗漏为负是不是资本外逃，不影响政策判断和响应。管涛的理由是：统计就是统计，它主要职责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无需对经济活动做出价值判断。他认为，贴上“资本外逃”的标签，实际是对资本外流做出了主观的道德判断，将难以取得共识。两位经济学家过招，外界可以看热闹，但自贸区需要看“门道”。因为金融创新，正是各个自贸区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很多自贸区已经在积极推动。曾几何时，不少人担心，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会带来更多的资本外逃，成为资本外逃的新通道。如果“资本外逃”是一个问题，那么自贸区改革当然更要引起重视，并尽量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与此同时，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又不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裹脚不前。自贸区要鼓励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成为对外开放新的桥头堡；同时又要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成为“资本外逃”的新通道。这是“资本外逃”之争，带给自贸区的重要启示。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都值得好好研读。

本周搜索指数排行榜，上海自贸区和天津自贸区再次拿下冠亚军。通过搜索指数所反映出的自贸区热点新闻可以发现，上海和天津都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下了大力气。在目前自贸区内，金融开放创新、贸易便利化、法制保障和政府服务创新的大背景下，结合国内外的优势资源，自贸区的文化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

8月11日，成都2家平行车试点平台、3家平行车试点企业结束评审公示期的消息发出。正式获批后，这些试点企业将率先享受港区内平行车3个月保税的优惠政策。试点的推进揭示了成都平行进口车的发展。去年10月，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落户四川，为内陆省份从铁路进口平行车打开先河。今年4月挂牌的四川自贸区将成都国际铁路港囊括其中，更为四川平行车进口赋予了先行先试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