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日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生育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办法》删除了有关“再生育审批制度”的条款，并在第二十条规定“生育子女应当办理生育登记”。

“我们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露营经济高歌猛进的另一面，是被称为“史上最冷清的‘五一’黄金周”。

“省会强则全省强”，这是江西过去几年秉承的发展路线，作为全省第一大经济体的南昌，一季度GDP1638.56亿元，同比增长6.3%，增速列全国省会城市第四位、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第二位。

2010-2020年，全国农村总流出人口中，省内乡—城流出人口由7876万人增加到1.9亿人，增长1.12亿人。其中，县域内流出人口增长3916万人，省内县外流出人口增长7229万人、呈快速增长态势。

2018年起，呼和浩特在抢人方面持续“加仓”：从“中专及以上毕业生即可落户”到进一步降为“零门槛”，从“大学毕业生半价购房”到历年来力度最大的“吸引人才政策10条”，再到此次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最高可申请50万元担保贷款支持……其求贤若渴的态度和诚意，可见一斑。

一边是对海运的重塑；另一边，面对海运眼下的障碍，广东也在转身望向内陆。

此前，我国已先后批复陕西杨凌、山东黄河三角洲、山西晋中、江苏南京4家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上最新加入的5家，这一重量级“国家队”已扩容至9家，其中8家在北方、1家在南方。

就地城镇化需要对农业地区的价值重新再识别，包括政策制定、管理模式、治理模式等等方面。

为什么说城乡之间差距非常大？城乡房屋资产价格差异在哪？城乡人均收入差在缩小，什么差距在拉大？

24座万亿GDP城市2022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先来划重点，一季度“头部阵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排位未变，不少人预想中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反超并未发生。上海首次实现万亿GDP，深圳也成功突破了7000亿元大关，不过从增速上看，两地均处于“下圈层”。把范围拉大，万亿城市中的前12位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都实现了平稳过渡，没有出现排位变化，但不少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其中最明显的是天津与宁波，差距已缩小至22亿元。

何宇鹏指出，城市化外溢效应、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以及农业功能转变三重作用共同叠加，为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了机会。

高国力发现，无论是从建制镇的镇域、镇区、还是城关镇，三个维度的人口变化均反映了同样趋势：我国城镇化人口主力并未聚集到建制镇，而是聚集到建制镇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

在他看来，不能简单地“改县为市”，一个原因是，改市后反而可能增加当地行政成本。“就地城镇化应允许形成多种不同管理模式的创新，形成各种主体多元互动治理方式的创新”，而不要简单地把城市管理体制照搬到就地城镇化上。

4月2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春季论坛上透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已通过，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示范区”，成都再次站上了历史潮头，加快探索新时代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未来之路。在全球闻名的城市专家彼得•克罗索看来，“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过程中拥有卓越的国际视野。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令其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