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正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高本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近日，成都“一带一路”跨国领军和成长企业评选结果揭晓，新希望等30家企业入选。这是成都首次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进行评定。这些公司仅将优先获得多项政务服务、扶持，以及获得优先参加国际性项目、投资推介活动的机会。

“腹有诗书气自华”，不只是人，城市也会因文化而充满魅力。成都人之于生活美学，有着十分厚重的经济文化根基，今天，我们讲三个故事，通过这些微观的维度，带大家“逛逛成都”，也透过成都，去领略一座城市的生活美学。

2017年11月以来,总投资188.6亿元的9个新经济项目落户成都,其中包括投资120亿的“中国科幻城”这样的大块头。在赛迪发布的2017年城市新经济竞争力百强榜上,成都位列中西部城市第一。新经济缘何青睐成都这样一座西部城市?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地利”,得益于三线建设、自贸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人和”,是成都积极打造创新链形成的强大吸引力。

1月13日，福布斯中国总编辑范鲁贤来到成都，在他看来，成都与科技相关的专利申请非常成功，创新指数排名非常高。相对来说，成都需要加油的地方是未来如何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家。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文化的传承靠什么？文化学者葛剑雄的回答是“延续文脉”。首先，从物质上来讲，就是保护老城，留住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能够传承城市文化的人。

对于仲量联行华西区董事总经理乔裕生来说，西成高铁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因工作的关系，他的行程基本是“一半成都，一半西安”，在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城市之间穿梭，他察觉到，川陕渝的区域交流互动越来越多。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重中之重在于有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他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突出地区差异性，强调培植广东九大城市之间的核心竞争力，在各地现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培植发展各地的核心竞争产业，避免无序竞争和可能的重复建设。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当全球经济进入以城市（城市群）为单元的竞争阶段，各大城市纷纷向人才抛出橄榄枝，从风格各异的招才口号到真金白银的引才政策，事关“人才”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引着社会的神经。如今进入2018年，新一轮计时器已然启动，新一轮人才战争也暗潮涌动。多年以后，面对人才济济的城市，当时的城市主政者们或许会想起，2017年，那个为了“抢人”而开始的，风雨兼程的夏天。

12月26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媒体大脑”正式发布。记者有机器智能的武装，可以探寻背后庞大的新闻资源，这样的人机结合与写作，以此带来新媒体的将是完全不同的跨界融合

杨陵江说，原来酒厂总会在电商和传统经销商当中做“二选一”的决定，现在“几乎没有酒厂是反对拥抱新经济的，大家达成基本共识——电商和传统经销商两种方式，要兼容并蓄、融合发展。”杨陵江说：“成都给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在各处考察过程中，我发现，成都对新经济和新经济企业非常重视，给予很多支持和交流，政府对于培育新经济的意识是超前的，配套政策也是绝对领先的。”

在“移动化”已成互联网时代主要特征的背景下，媒体融合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12月26日，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成都举办，《中国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从报告中，我们或许可以感知到种种趋势。

“立足轨道，但又不能囿于轨道。要超越轨道，跳出轨道看轨道，不能作茧自缚被两根轨道捆死，以致束缚了自身，错失大好发展机遇。”创建“双一流”，“不是某些学院某些学科的事，而是所有学院所有学科的事，差别仅在于离一流目标的接近度和阶段性不同。全校每个学院、每个学科、每个职能部处、每个人都是‘双一流’建设的局中人”。

陈耀认为，中国城市群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趋势就是中部城市群和西部城市群的崛起。他相信，中国西部需要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而世界级的城市群需要核心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因为“没有世界城市的崛起，就没有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从历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性质中不难看出，成都处于一轮又一轮的城市能级上升期，区域地位日益凸显，从地方性中心到区域性中心，国家级中心的地位呼之欲出，成都的城市发展定位需要以世界坐标系来标定。

“成都‘东进’、在东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成都，我们叫它‘东成都’。”记者在“东进”区域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便是“雄安”。成都曾多次明确提出，东部新区要“高起点”、“高标准”，学习雄安新区的理念和思想。从规划建设66个产业集聚区，到在全国率先成立新经济委等机构，新发展理念正引领这座城市不断跃升。

在冯奎看来，成都和重庆，要构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有三个着力点。首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产业分工协作。其次，要更好地发挥成、渝两地政府的作用，放大城市群的共同利益。最后，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