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于以上“普建潮”“报复性反弹”的担心,真要动真格,根本就只有一条路——将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
IPO重启如箭在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海普瑞发行上市到目前的演变,其中有太多的教训值得反思。
底特律的破产事件给我国某些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转变发展观念并控制债务风险,即便不会破产,濒临破产境地也绝非不可能。
从任志强不敢预测房价的话中可以看出,楼市政策缺少长远而系统的顶层设计。
“不找市场找财长”再次警醒我们:一定要加快改革经济体制包括财税体制,将包括财政资金在内的资源配置大权放给市场。
经济调结构的任务艰巨:经济仍靠投资拉动;但房地产投资依旧增长较快,显示宏观经济仍离不开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的拉动。
解决土地财政这个顽症,固然需要地方政府遏制卖地冲动,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承担的事权能够匹配起来。
谁也不能妄言是不是不合规的游学热断送了孩子的生命,但事件中呈现出来的规则失范与监管阙如,确实在概率上也是逃不脱的安全隐患。
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不仅要解决钱的问题,更要改革相关制度。
A股估值与国际市场接轨了,在严惩违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等诸多方面,其实更需要接轨。
如果洋奶粉的纵向垄断成为行业规则,对中国来说,就不仅仅是个国产奶粉产业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由公益机构代表民众对污染企业进行诉讼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罚一起,对污染企业形成重压,使其不敢对环保问题漫不经心。
每经智库专栏作者黄人天认为,中美双方在货币金融问题上看似充满矛盾,实际上存在着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共同利益诉求,那就是安全退出量化宽松,迫使金融系统去杠杆降风险,大力促进实体经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商业银行不能再热衷于以高回报的理财产品来吸引投资者,而是应该切实转变经营作风,将“以钱炒钱”的金融游戏控制在可控范围。
央行坚持不放水施救,不但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而且可能倒逼出资本市场一个全新、高效的市场机制。
对于央行来说,目前更重要的并不是降准降息,而是要引导商业银行将信贷目标更多地倾向于中小微企业,使经济结构底部出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