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浦东的开发开放,一开始就定出了目标:与世界接轨,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从建设伊始,我们浦东的规划就是领先的。
深圳发展的契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跨越发展,持久发展”。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奠定了从农业化小镇变成工业化城市中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深圳继续对于科技创新运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请小平同志来上海过年,把浦东开发的设想向小平同志做了报告。邓小平同志听了,说“这是一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这个五年就是指讨论海南建特区的时候,没有把浦东带上。邓小平同志想的绝对不单单是一个上海而已,他想的是以上海这个地方,向世界宣示:把改革的大旗举得更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入世17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再次站在开放的新起点上。回顾17年征程,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哪些阶段?出现过哪些困难?又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1996年至2009年间,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广发证券(上海)总经理,并在中国入世以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相关研究工作。日前,徐洪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回顾中国入世前后的变化和开放进程。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马晓河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实行“税费合一、统一计征”的农村税费制度。21世纪初,提出应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政府应向农民、农村提供纯公共服务。近年来,提出中国结构转型进入加快期,下一步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此外,马晓河还历经了1994~2011年8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日前,马晓河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为读者完整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环境,我们会首先想起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投资热潮,人们纷纷下海,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金。然而,问题很快便产生了。1993年,经济过热势头出现:房地产泡沫、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让中国经济平稳着陆。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袁钢明进行专访,为读者完整重现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措施,遏制经济过热势头,实现经济软着陆的。
贾康表示,往前看,出路在于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缩影。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而证券市场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宝贵经验的重要...
1978年,中国发生了不少震惊世界的大事:当年初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如愿走进了向往已久的知识殿堂;当年初夏,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横空出世,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日前,竹立家教授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历史的亲历者,是如何向我们描述恢复高考和思想解放运动的。
刘纪鹏就联办的工作内容、证监会的设立以及围绕我国资本市场设立过程中的诸多讨论给出了精彩的回答。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尹同跃指出,在“四化”浪潮中,奇瑞应该把握机遇,面对股比放开可能带来的冲击,更应进行自主创新,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合资合作格局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是无法改变的,既然改变不了,不如积极应对。下阶段的改革开放,华晨将有新布局。”华晨汽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回忆每一次改革的历程时,他都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景安,他对记者讲述了莫干山会议的一些不为外界熟知的细节,以及他在那个不平凡年代里的一些探索和思考。
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为什么要推行“承包制”?90年代的“国企三年脱困”是怎样一个过程?新世纪初期,国企又是如何壮大起来的?在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李锦娓娓道来,让今天的人们也能亲身体验到那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岁月。
刘尚希表示,地方层面的财政体制改革,不一定要照搬国家层面的分税制,可以因地制宜。因为地方内部不具有同质性,比如,我国在行政体制上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等不同存在形式。此外,各地在人口规模、区域面积、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条件等方面差距甚大。因此,分税制无法从国家层面贯穿到地方内部的各级政府之间。我认为,地方财政体制可以有地方特色,应该因地制宜而不必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