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改革开放为深圳跨越和持久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诞生，到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连接世界；从上海浦东新区领衔国家级新区大开发，到海南担起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诞生，到形成“1+3+7”11个自贸试验区的“雁形阵”。改革开放的号角在神州大地不断吹响。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深圳特区”是必须提及的关键词。从昔日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深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也浓缩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

那么，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深圳如何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一度引以为傲的深圳速度是否可以再被其他城市复制？近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东莞、成都、太原等城市政府经济顾问的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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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图片来源：CFP

4个特区各有优势

NBD：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城市也迎来了发展契机。近期，《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评选出40个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占据32个。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倪鹏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总体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而关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衡量标准，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标杆、两个门槛”。两个标杆体现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密度。

两个门槛，第一，看是不是资源型城市，因为资源型城市不是很好把握，并且我们认为城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客观的资源的对接。再一个是，城市近年来是否是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不是人口净流入城市，那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两个标杆、两个门槛”既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城市的重要变化。

NBD：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深圳特区是必须提及的的关键词。您曾经是深圳城市发展的顾问，您认为当年选择深圳作为特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倪鹏飞：首先，选择深圳作为特区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回顾那段历史可知，当时的香港已经进入很好的发展，但是内地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紧邻香港的广东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同时，虽然香港与深圳一衣带水，但由于香港当时是国际中转站，开放程度远超内地，两地之间差距逐步拉大。所以，当时在深圳设立特区也是希望能够加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发挥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

除了当时国内经济发展比较慢以外，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家要实行改革，要开放，首先要选择一些点，由点到面地展开，所以要进行试点。

而在当时，以深圳为代表的几个东部沿海城市在地理位置、交通、港口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中央决定选取距离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以及另外几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区域，比如相对澳门一界之隔的珠海，和台湾一峡之隔的厦门，以及侨商较多的汕头。将这几个城市设立为特区，先行先试一些市场化的制度，以及开放与境外的经济联系。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深圳速度

NBD：有一种说法叫做“深圳速度”，用来形容深圳经济发展非常快。您能否分阶段谈一谈深圳的发展历程？

倪鹏飞：深圳作为特区，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它的成功有几个关键方面。第一点是开放，通过对香港的开放，并且通过香港对全球的开放，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外界企业的联系。手工加工，前店后厂，这是最初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港商、台商甚至全球资本的进入，在资本进入的同时也带来人才和技术。所以，总结来看，开放政策给深圳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内地的改革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条件。

NBD：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深圳速度”。您认为深圳经济高速发展背后有哪些秘诀？

倪鹏飞：深圳作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建立的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制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好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生产；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吸引内地更多的生产要素，甚至全球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和资金。

随着改革制度的推广，中国的内陆城市也开始享受到政策红利，深圳特区在制度层面上的优势就减弱了。但是，基于前期的优势，所形成发展积累的资本，又继续引领城市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创新层面。如果说前期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后期深圳进行的是科技创新。

所以深圳发展的契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跨越发展，持久发展”。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奠定了从农业化小镇变成工业化城市中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深圳继续对于科技创新运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已经开启

NBD：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能否梳理下中国城市演变发展的过程？

倪鹏飞：从城市的形态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演变是非常清晰的，同时也是符合全球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和崛起，这一般是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带动了当地小城镇的兴起，人口也逐渐向小城镇聚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78~2002年。当时，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希望去城市找工作，拿到城市的户口，人才开始向城市聚集。

第二阶段是小城市向大城市迈进，或者说中小城市发展至大城市。具体时间是1992~2013年。小城镇的发展是基于乡村的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存在的基础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短缺的时代结束了。企业向基础设施服务较好的大城市聚集，北漂、沪飘的概念出现，人民不再满足于安逸的小城市生活。

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的概念出现。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是交叉进行的，在2002年时已经出现，2013年之后愈发明显。在这一阶段，原本孤立的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近，联动性越来越强，而一线大城市的城市病开始凸显，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NBD：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倪鹏飞：刚才我所说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还在进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个阶段，就是城乡一体，城市反哺农村。这一阶段在一些东部城市其实已经开启。比如深圳、苏州、杭州等，这些城市下属的乡镇，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源已经开始配套。所谓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把乡村建成城市，而是让乡镇具备城市的基础功能。

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人想到去一线城市发展，人们受土地、手工业的束缚比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孔雀东南飞的说法，人口开始向南方城市和一线城市聚集。城市的功能和资源不断丰富，城乡差距拉大。而如今，大城市里的交通、医疗教育资源、养老等问题变得突出，部分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加快，人们又愿意返回家乡，去寻找那一份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