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促成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其实是来自行政评价体系、社会舆论以及高校自身三者形成的合力。

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在现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再三强调并赞赏了中国脱贫工作的成就。在她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亮眼的成就之一，就是让数以亿计的人脱离贫困，“而这，实际上也正是对‘中国梦’甚至‘亚洲梦’最精准的诠释”。

9月19日，来自密室、汉服体验、医美、电竞等行业的新职业者们齐聚成都。他（她）们中不仅有天府文化的传播者、成都新业态的共创者，也有因新经济沃土迁移而来的“蓉漂”。这些新职业故事，无不彰显出成都新经济发展的朝气与活力。

“全省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交织密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四川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省。”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汪洋表示，“蜀道难”已成为历史，并正由“蜀道通”向“蜀道畅”迈进。

报告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亚太科技城市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三位，杭州和深圳则分别占据第六和第七位。而成都、南京、武汉和西安四个城市在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和专业领域，被世邦魏理仕界定为“新兴科技城市”。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同时叠加，原来不沿海、不沿边的四川，通过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已由中国内陆盆地转变为开放前沿。”9月18日，在四川“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内陆盆地变为开放前沿”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商务厅厅长刘欣如是表示。

从2017年蓄势待发，到2018年起势发展，再到2019全面提速，成都选择用TOD理念重塑城市格局，用意何在?

与轨道交通类似，勃兴的机场商业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流量入口。在最新一份新加坡城市总体规划图草案中，一个围绕机场发展的樟宜镇已经雏形初现。新加坡形成了一个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新城为核心的城市构架。

四川省人大代表、民航西南管理局局长蒋文学则认为，双流机场与天府机场因为隔着一座龙泉山，气候差异非常大，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这对实现两场“互补”很有优势。同时，他也指出，民航有很多工作都需要“一体化”，如何让旅客在两个机场之间实现无缝中转，“让两个机场像一个机场”，除了空中，还需要建立强大的地面交通做支撑。

截至目前，四川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确定的256项改革任务，已完成226项，部分完成30项，合计完成率达93.1%；省委十届四次全会之后，陆续新增改革任务321项，合计完成率63.7%。另外，四川省级层面也已累计出台专项改革方案749个。

当城市面临扩张需求时，大部分城市诉诸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向外推开，这种“圈层型”结构，在为城市带来集约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引发诸多城市病。而轨道交通，让城市扩张从“爬行”变为“蛙跳”。

站点布局、站城一体是新加坡“造新城”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式，但却并不是全部。更深层次的理念，还包括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产业规划、绿地打造等一系列做法，甚至新城本身这个概念都在随时朝着新的方向演化。

地方主政者直接面对媒体和大众，是观察东北社会经济变化的绝佳窗口，一定程度上也可从中窥见东北的未来走向。

9月4日，嘉信力旅运（CWT）发布其2020年亚太地区会议及活动十大城市榜单。成都在2019年的榜单中首次跻身前十，今年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会展力”。

从城市开发效率角度来看，TOD开发不失为一种“防止东京跌落”的精明选择。在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现实条件下，TOD模式为东京探索出一条“人本城市”的实现路径，为其吸引全球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筹码。

随着轨道交通网络的成熟，“车站”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站点为中心的TOD开发，通过打造新的区域“极核”，为经济长期低迷的东京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