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

美联储加息压力迄今为止已经提前有所释放，未来一段时间尽管人民币汇率依然有压力，但也不一定都是美联储加息引起。

现在提供给侧改革，是抓住了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对症下药，也是重聚改革共识，扭转当前经济颓势的战略选择。不能把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要使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第一个降低的约束就是高融资成本约束。

未来5年，住房市场调控需要坚持综合着力的系统性调控方式。需求端开辟新需求，供给端减少开工，加快施工和减少烂尾的措施要同时推进。

供给侧改革要整体规划，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协调配合，同时需要有底线管理，避免短期出现系统性风险。

精彩观点：“僵尸企业”大量存在，是因为市场机制和企业退出机制不健全，优胜劣汰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精彩观点：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是在人口总量上要进行调节，另一个是提高人口素质的生育服务。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但对人口数量的调整功能会逐渐淡化，同时更强调服务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已经开展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对一些地区明确了试点内容，包括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方面。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5%，超过一半的人口进城居住或工作，但是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在2013年前后仅有35.9%，这意味着有2.5亿人进城但未能真正“安家”，没有城市户口就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保障。在户籍改革专家看来，当前的户籍分割正对经济发展造成“供给抑制”。

在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之下，如何评价供给侧改革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国内普遍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民热衷出境消费，该如何破解？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

城镇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土地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基本出发点是土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由单纯的生产资料变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投资经营资产。

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也能够增加消费。但是二孩生育政策放开后，我国人口走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部分公众对取消晚婚假的焦虑和抱怨更像是一种“迁怒”，而这种“迁怒”背后的真实民意则是对完善休假制度、尊重和保障休息权的呼声，对规范统一且具有保障力的全国性休假体系的期待。

互联网金融是天生的混业经营，依靠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这样“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基本没有办法摆脱监管区域空白和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

房地产业为中央所关切，凸显其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也包括其存在的问题。今年以来，中央从房贷首付、公积金贷款、利率优惠、税费等方面开了不少政策口子，鼓励住房消费。这些利好举措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稳增长，而是为了调结构。房地产业存在的结构性难题是，库存积累过多，消化库存还需相当长的时间。

，即便积分落户门槛居高不下，外来人口涌入北京的趋势也无法阻挡。“十三五”期间，北京对周边乃至全国的人口吸附能力仍旧很强。笔者认为，综合解决北京“城市病”、人口困境和外来人口户籍诉求，人为的“堵”或“限”很难见效，应从城市区域功能调整、环北京经济圈建设、京津冀一体化三个方面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