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评论员 杨弃非
在近日举行的新时代应急管理领域改革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总结今年各类灾害时指出,今年我国入汛时间早,编号洪水多,局地灾害重,高温干旱时间长。今年以来,局部洪涝灾害造成171人死亡失踪,而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发生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热浪,对生活用水、农业生产和电力供应造成了影响。接下来,我国还可能出现多个地区降水偏多、长江流域中下游伏秋连旱的情况,“防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
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表示,全球变暖进一步增加了极端高温、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眼下,这种观点似乎正得到应验。
越来越多气象学家发出警告:气候还在朝着难以逆转的方向演进。《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布的一篇论文指出,即使大幅削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也不足以让世界的天气系统恢复到以前的模式。而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看来,地球已经跨越气候“临界点”。在气象学中,这意味着气候系统越过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阈值。
气候变化的警钟已然敲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气候的“新常态”,拿出新的解决办法来适应变化。然而,正如IPCC报告撰写者之一、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罗勇指出的,对比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主要策略,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相比,“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识仍有不足。
与生效尚需时日的减缓措施相比,适应措施能够直接减轻目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适应气候变化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对于即将发生的风险,主动适应已是必选项。
早在2017年,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就被我国提上日程。针对适应不足的问题,城市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方面提升城市硬实力,另一方面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前者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去年郑州暴雨就曾暴露出城市在抗涝、应急等领域的诸多短板,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完善城市防涝排涝体系。当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结构性的“防御工事”,还包括非结构性的措施,比如预警系统等,以系统推动城市适应新气候环境的能力建设。
资金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障碍。此前,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对外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侯芳曾对外介绍,目前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工作相对气候变化减缓而言十分薄弱,很多工作都处于起步阶段。一个原因是,与备受关注的低碳项目相比,适应气候变化的很多工程公益性质强,回报率较低,融资就比较困难。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其中既有面临低碳转型压力的老工业城市,如山西太原、长治,内蒙古包头等,也有7个国家级新区,以展开差异化探索。在试点要求下,各地将有望通过创新投资模式、制度,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树立起应对变化的意识,并合理改变生活方式,以尽可能减少各类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在减缓领域,多种有效探索正在推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几种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建立起节能减排的意识;二是建立奖惩制度,通过“胡萝卜加大棒”引导人们的行为;三是结合行为科学,将用能信息更细致地推送给使用者,用一目了然的方式推动其主动减排。
类似的方法也能借用到适应领域。除基础的宣传教育外,同样可以对危险行为进行更有效规范。比如,对于缺乏气象专业知识的野外活动,除了限制进出、规范行为之外,若能辅之以适当方式加强平台引导和监管措施,避免人们因追踪流量、“赶时髦”打卡而冒险,将从源头上减少悲剧的发生。
当然,通过加大数字化、智能化的投入,还能让适应和减缓相得益彰。比如,推广智能建筑、智能家居,让能源使用更加智慧化、精细化、定制化,在实现能源高效使用的同时,也能达到对极端高温等天气的适应。
无论如何,气候变化不再是预测的结果,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城市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的重要关头,必须立即行动,才有可能为未来争取更多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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