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1万

深圳经济究竟“失速”了吗？去年第三季度，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刚获批“先行示范区”不久的深圳。近日，深圳市统计局披露了2019年经济运行情况，再度答疑：

去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为26927.0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速为6.7%。尽管增速为十年来新低，但与热议的第三季度增速相比，可以说是基本稳住了增长面。

按下葫芦浮起瓢。经济增速的担忧之外，人口增长减缓又成为深圳新的焦点。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深圳去年常住人口数量为1343.88万人，与前一年相比增长41.2万。该数值和去年的增量49.8万相比，有小幅下滑。

更重要的是，深圳连续两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桂冠，今年似乎已被杭州夺走——同样来自统计局数据，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突破1036.0万人，与前年同比净增55.4万。

一边是杭州人口终破千万的喜悦，有人直言，杭州取代深圳成为新的人气之王；而另一边，“守擂”失败的深圳难免引发议论。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犹在耳畔，作为大学生和科技人才择业首选的城市之一，深圳的吸引力打折扣了吗？

01.工人外流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常住人口年增长41万，在深圳到底是什么水平？

尽管近3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长出现了连续下滑的情形，但若把时间线拉长，在过去20年内，41万增量对于深圳来说并不算少。

1999年-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变化

深圳人口增量的“低谷”出现在2011年至2013年间。当时，深圳常住人口年增长量甚至不到10万人，增长率不超过1%。

2015年对于深圳颇为特殊。当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从前一年的15万大幅增长至60万，推动深圳常住人口突破1100万人大关。

真金白银的人才补助是人口增长态势逆转的“幕后功臣”。

当年，深圳出台的新一份《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调整了在深就业的人才租房补贴标准。与此前相比，对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补贴标准从不超过三年，每月1000、500、200元调整为一次性补贴6000、9000、12000元，分两次发放。

这两年的情况又如何？

根据深圳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年在深圳新增的常住人口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达28.5万，占比近6成；而今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2019年深圳新引进人才28万。也就是说，2018到2019年两年时间内，深圳人才增长几乎持平。

显然，人口增量下跌另有原因。

去年，国家统计局曾发布一份2018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在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总量增加的同时，地区分化十分显著——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但东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而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在珠三角。

这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相关。具体到深圳，根据其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四年间，深圳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人数一直在下跌。而2017年、2018年两年，尽管人数有所回升，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仍在下降。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曾指出，除了与机器换人、自动化后对工人的需求减少有关外，随着珠三角等地土地、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不断上升，有部分企业转移到内地或者东南亚地区，留在珠三角的生产规模减小，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02.两面深圳

在外界眼中，深圳因对人才开放，而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同时隐藏在数百个城中村里，南来北往的务工人员却常常难倒在一纸户口面前。

2013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速第三年维持在1%以下的低水平。一种声音在深圳占据上风：珠三角人口容量已趋于饱和，深圳人口密度甚至超过香港，人口下降将难以逆转。

土地紧缺对深圳人口增长的限制十分明显。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匡耀求曾对珠三角城市2010年人口密度进行分析发现，

珠三角盆地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14人，但其平地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2722人。对比日本关东盆地情况，他认为当时珠三角人口容量已趋于饱和。

深圳则更为拥挤。2012年数据显示，深圳1991平方公里的陆域土地面积承载了1500万人就业和生活，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7785人，甚至高于当时的香港。

早在2004年，深圳就曾提出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说法。2015年底，深圳对外发布《人口与社会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其目标是，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00万人以内。

但同年开启的人口快速增长，让深圳在两年后迅速打破这一限制。如今离“十三·五”收官还剩不到一年，深圳常住人口已比规划超出了将近150万人。

去年，见诸官方材料5年后，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正式进入拆迁流程。与新晋“亿元富翁”一同登上热搜的是，这里居住的十余万居民面临突然被清租的命运。

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白石洲14万居住人口中，有12万为外来流动人口。白石洲低廉的价格能够为这些低价劳动力提供栖身之所，而在全深圳，有近80%的非户籍人口居住在300多个城中村中。

在深圳政府层面，曾有认可城中村在解决城市住房保障上起到一定作用的声音出现。但随着土地紧缺度加深，又让城中村面临似乎非拆不可的命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指出，“深圳既没有外扩的空间，也不可能在现有城市框架内大幅度增加建设用地。要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胜出，深圳必须找到新思路，寻求新的突破。”

但深圳也并非将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2010年，广东率先推行积分入户政策。2年后，深圳发布《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暂行办法》，不再设入户上限，拓宽了外来务工人员落户的渠道。

此后，深圳取消了“高中学历”层次积分，降低其难以迈过的门槛。但在一些媒体的调查报道中，包括代办费用等隐形壁垒成了落户的另一道墙。

2018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中心主任宋丁曾在一篇撰文中指出，深圳以往多年中，不仅是“入户”，连“入常”都卡得很严，在深圳已经生活和工作了若干年、却迟迟没有办理入户或入常的流动人口大约有1000万。深圳现在常住人口的大幅增长，只是一种“补课”过程，补过去多年来既有流动人口占比过大的漏洞。

03.追兵渐至

外来务工人员的离开，对深圳并非无关痛痒。

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称，从2015年开始，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他们返迁后，有超七成人口不愿再外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对媒体分析，“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稳定的生活，如果无法在城市里安定下来，可能就会回到家乡。”

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深圳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服务业用工缺口。以家政业为例，根据当地行业协会与政府机构的估算，2016年深圳的家政业从业人员缺口约20万人，而到去年，该估算值已达到40万。

宋丁将深圳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总结为，“只顾重点发展经济，严重忽略社会建设”。去年，深圳拿出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在全球招商，但有多少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能与其配套，仍然要打个问号。

这次，后来居上的杭州为深圳敲响了警钟：在人才吸引力上，后起之秀们正在迎头追赶。

据报道，2019年杭州仅大学生就引进21万，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125.9%。在BOSS直聘研究院去年发布的《2019年二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中，杭州以2.85的指数位列该季度人才吸引力城市亚军，仅次于北京。

而在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与2014年相比，2018年选择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下降4个百分点至21%，而工作三年后离开的大学毕业生则上升了6个百分点至24%。毕业生们正在向新一线城市分散。

深圳等一线城市的转型，也造就了其他地方的机会。2017年，深圳市政协的一份《关于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指出，在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后，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已大量外迁；但发展到后来，先进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链开始进一步迁移，包括中兴通讯、比亚迪、华为、大疆等企业均向外迁移或投资。

与其相对的是，南山区的一些工业园却变身为文化创意园，“深圳产业空心化危险迫在眉睫”。

如今，产业转型的影响已传导至人口结构上。“阵痛”之下，深圳如何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