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育馆,战“疫”的“第二战场” | 观察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2-08 00:14

    就在三个多月前,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作为主场馆之一的洪山体育馆,见证了中国八一男篮的多场胜利,而今化身医院,它又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当中。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2月5日晚,作为武汉首批方舱医院之一的洪山体育馆,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所谓方舱医院,是可移动医疗空间的一种,具有紧急救治、外科处置、临床检验等多种功能。

    就在三个多月前,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作为主场馆之一的洪山体育馆,见证了中国八一男篮的多场胜利,而今化身医院,它又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当中。

    这里,连轴准备了2天、设置约700床位,迎接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入住。面对难以解决的床位紧缺问题,患者在此将被妥善隔离,开放式空间也便于护理效率的提高。

    公开信息显示,除洪山体育馆外,武汉体育中心、武汉体育馆、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武钢体育中心、华侨城小学体育馆、黄陂一中体育馆以及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均被纳入方舱医院改造当中。

    “聚光灯”关闭,“无影灯”亮起,在与病毒的殊死搏斗中,方舱医院的设立,使体育场馆成为医院之外的“第二战场”。

    避险、隔离、救治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外,工人搬运物资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看到方舱医院的照片,德阳人杨明安的思绪一下回到了11年前。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德阳绵竹市的体育场曾被腾出用作伤员避难和简单医治的场所。“所有运动器械、看台座椅全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病床、从附近学校中搬来的桌椅以及简易的物资储藏处,完全找不到体育馆的痕迹。”

    作为志愿者的杨明安没想到,那个他熟悉的体育场能够改造成如此面貌。

    体育馆用于应急避难,在当时的国内尚不多见。许多专家的共识是,自2003年非典爆发后,中国的城市应急治理体系才真正开始建立。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正是支撑城市在应急状况下得以迅速反应的“基石”。

    2006年4月起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首次将“建立综合防灾体系的原则和建设方针”列入城市规划编制内容。到2008年,上海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市中心城应急避难场所布局规划》;2009年,《北京中心城地震及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规划纲要》问世。

    现有研究认为,在应急避难场所中,体育场馆建设量大、覆盖面积广,是一种很好的开敞空间,且具有周边交通便利、体量较大、空间划分灵活、配套设施全面等特点,应被纳入城市应急避难系统。

    根据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8)》,到2017年,全国共有体育场地超过195.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66平方米。体育馆成为了灾害中紧缺资源下的市场选择。

    面对突如其来的城市危机,不少人谈起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的应急措施——无论是台风来袭还是地震肆虐,受灾群众总会第一时间聚集到当地学校的体育馆中。它们常常有较高的抗震等级,配备应急物资齐全,能够解决在余震等次生灾害中的大部分避险需求。

    一位曾在日本经历暴雨灾害的网友分享了其在日本避难所的见闻。在政府指定的避难所——

    一所当地小学的体育馆中,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忙着处理各项事务。避难所中已经准备好了室内鞋、整齐铺着单人床尺寸的绿色泡沫垫子和咖啡色毯子,旁边是一张张长木凳。进入避难所的人需要统一登记,可以自由领取瓶装水和面包等补给品。

    早在“5·12”汶川大地震期间,体育馆已率先发挥出应急避险作用。除余震发生后便于逃生外,不少从废墟中被抢救出的伤员亦被安置于此,他们不仅能够得到统一的治疗,也会有专人安排集中消毒防疫,避免交叉感染和“大灾后有大疫”的情形出现。

    应急场所的难题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如今,几乎所有城市均将当地的体育场馆纳入应急避险场所中。

    2017年,当时的住建部和发改委制定并发布了《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按照社区人口数的标准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模分成基础、一般、综合三类。

    其中,具备综合设施配置的应急避难场所,可安置受助人员30天以上,并配备应急停车场、停机坪、洗浴设施、通风设施和功能介绍设施。改建公园或体育场馆,能最快速高效满足此类需求。

    但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的李玟玟等人研究,中国应急避难场所存在“重建设,轻宣传”“重体量,轻标准”“重指标,轻实效”等问题。

    在其统计研究的338个城市中,203个公布了应急避难场所数量信息,其中仅64个公布了级别。此外,维护和管理缺失,专业人员数量和能力水平有限,均限制了应急避难场所效果的发挥。

    对于体育场馆这样的大型应急避难场所,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也造成了其他问题。

    2011年,举世瞩目的东日本大地震爆发。《纽约时报》曾走访大船渡市的61个主要位于学校体育馆和公共体育场的避难所,发现停电的困扰、雪天的寒冷和历经多日已所剩不多的食物,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数据显示,在熊本地震“灾害关联死”的211人中,有95人是因为在避难所或车中避难时,环境恶劣去世。

    有研究者建议,在体育馆进行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时,可以引入综合防灾的思路,

    即主管体育场馆规划与建设部门与城市规划、市政、园林、教育、文物等部门携手一到,共同规划。

    此外,针对体育场馆本身,除了配备必要的硬软件设施外,设置帐篷区也是一种可行之策。

    日本登山家野口健在总结熊本地震时,亦倡议设立帐篷避难所。他曾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时向当地捐赠帐篷,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究其原因,帐篷避难所不仅能保护个人隐私,还能减少犯罪。一家人共用一顶帐篷,独立空间能够大大减少心理障碍。

    事实上,在当下体育场馆保障应急速度的同时,如何提升居住和救治质量、减少应急带来的阴影,仍是各个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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