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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为何瞄准“城乡融合”

    每日经济新闻 2023-12-28 17:58

    从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成都始终争当“探路者”,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就是其努力破题的生动注脚。眼下,《关于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这座超大城市对“城乡融合”给予高屋建瓴的地位,引领城市现代化答卷的书写。

    每经记者 吴林静  淡忠奎    每经编辑 杨欢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再次点题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城乡矛盾的突破口,不是瞄准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是回到城乡关系本身。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城与乡以融合之姿,调整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作为超大城市的成都,城乡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同样突出。12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以下简称“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考量、路径与举措,以期建成一座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从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成都始终争当“探路者”,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就是其努力破题的生动注脚。眼下,《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这座超大城市对“城乡融合”给予高屋建瓴的地位,引领城市现代化答卷的书写。

    求变

    要“盆栽”,更要“森林”

    党中央强调,到2035年前这段时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提到,长期以来将城市和乡村看成对立竞争的独立范畴,试图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解决城乡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种城市偏向导致长期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严重的城乡差距。

    成都恰好就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面积占91%、农村常住人口占21%。这种格局,好处是当好粮仓以及腹地广阔,但城乡不平衡的矛盾同样突出,而且后者对超大城市发展的制约愈加突出。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一直在破解城乡问题上努力。这些年下来,“范本”频出。如以生态价值转化、农村金融改革为特色的温江模式,促进城乡之间人、地、房、钱、技“五大要素”合理配置的郫都模式等,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包括铁牛村、明月村、五星村都是炙手可热的典型案例。

    探索的成果星星点点,难掩城乡融合“只有盆景,不见森林”的尴尬。全会上指出,整体上而言,成都存在着“城乡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发展不充分、要素流动不通畅、融合发展机制障碍未消除”等掣肘。

    外部阶段形势的要求,叠加内部解决矛盾的动力,对于成都这类超大城市而言,新一轮破解城乡融合难题的契机已然降临。

    全会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县域、镇域功能作用更加凸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呈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建成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于2035年远景目标,成都在“十四五”规划中的提法是“力争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今“高水平”有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更具象化的表述。换言之,在未来十余年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征途上,成都把“城乡融合”提到了“决定现代化成败”的高度。

    成都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解读,出台这份《决定》,体现出成都“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补齐城乡短板差距、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强烈决心”,成都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底线,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超大城市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路子。

    相比此前的探索,新提出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多意义——

    “城乡要融合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次《决定》简单理解为乡村振兴,我觉得它应该是基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改革,以城带乡,否则单靠一个个现有的农村盆景式项目,难以真正让农村繁荣起来、难以让农业发展起来、也难以让农民富裕起来。”

    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成都市委主委梁伟看来,现在城乡融合的基础已经有些不同——好的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该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也用得不少了,现在能留下来还没有用的可能就是三圈层沉淀的一部分,“再想从土地资源上去做更深次的文章,是走不出出路的。”

    为了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成都市领导带队开展7个专题研究和4个案例研究。可以说,《决定》的出台是立足成都实际,很有针对性的。

    比如:成都曾赴浙江杭州、湖州等地专门学习了“千万工程”经验,得到一些启示。

    浙江县、镇把产业做得很好,往往能够将一个单品做到极致,发达的制造业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成都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是关键。相比浙江“一县一品”,成都县域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成都还是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加快布局绿色加工、文旅融合、农业社会化服务业等产业。

    聚焦县与中心镇这个关键节点,成都提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基本达到10万元以上,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年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村等具体目标。

    联动

    融合七个方面,构建新型关系

    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双向奔赴,具体从哪儿发力?全会提到了七个方面,包括推进规划融合联动、功能融合提质、产业融合共兴、人才融合互动、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融合赋能、治理融合聚力。

    成都提出,就是要以“七个融合”为重点,加快提升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水平,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虽然有了具体的指向,但城与乡要达成上述七个方面的融合,难免缺少突破口,牵头方也比较模糊。

    此前,成都创新推出了“一三圈层区域结对联动发展”,这是成都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务实之举。

    这一机制推出以来,区市县联动结对的积极性很高。记者从全会上了解到,一三圈层区域的结对联动已有实质性进展。成都市崇州市委书记陈茂禄给记者介绍:“作为结对区县,(成都市)青羊的产业、功能、人口已经外溢到了崇州,一些企业已经搬迁落户。”对于崇州而言,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也能增强自身的产业实力。

    如今,这种结对关系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中,或许能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

    “‘7个融合’在崇州和青羊之间都能有所体现,我们的融合可以是全方位的。”陈茂禄谈到,最突出、最优先的就是刚才说的产业融合,然后是功能,接下来还有文化、创新、治理等方面,“有的是合作,有的是联动,有的是学习”。

    同样憧憬以结对联动的方式来破题城乡融合发展未来的,还有成都市都江堰市委书记蒋蔚炜。他谈到,都江堰已经与锦江区形成了文旅资源上的联动,提升城市游、景区游、乡村游的产品与服务;与高新区也正在洽谈创新资源上的联动。

    当然也有人提到,结对的区域需要进一步在产业上增强互补性、或是协同性。只有这样,规划、产业、功能、人才才能真正走到融合这一步,才能真正形成城乡之间互为支撑的韧性与稳定。

    激活

    一手抓底线,一手重市场

    城乡走向融合,畅通要素流动是应有之义。透过全会发现,成都此番一手抓住市场导向,另一手则抓牢底线思维。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核心是要素,重点在改革,关键靠市场”,是成都的最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到其推动人、地、钱等要素双向流动、高效配合的路径选择——以产业导向为基准,市场化改革贯穿始终。

    成都市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杨东升谈到:“我们农村有很多要素、很多资源,需要人才来操盘,或是通过市场手段来整合。但目前农村的现状是,经营人才缺乏,大家识别不了要素,又或者拿到要素也‘搞不活’”。

    杨东升据此建议,通过新一轮的城乡融合互动,给乡村引入优秀企业家,让专业的团队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班子结对,合力找到集体资产的盘活之法。

    不过,乡村的产业有个特点,它并不以行政区划为界。譬如相邻两个乡都在种桃种猕猴桃,毗邻地区一起种川芎种茶叶,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由此,成都专门提出试点“村庄经营计划”,推广多村合作、整镇组团、跨镇抱团等片区组团模式。以营建产业的思路,吸引资本下乡,带来更多源头活水,盘活农村的资源资产。

    在“畅通要素流动”的课题下,人口、土地的流动更为重要。

    目前,成都的农村正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产业带头人,他们来自城市,“十分难得、十分宝贵,但总体上数量还不够多,集成效应也不够大”。记者了解到,成都的政策将直面入乡创业城市人才“融入难、扎根难”的现实困境,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一支能流动、留得住的强大人才队伍。

    搭好从城到乡的桥,还得铺好从乡进城的路。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当下,成都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额外提出:“在农民彻底扎根城市之前,为农民留好农村、农业这个‘根’,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古建桥提到,他们最近一次调研显示,八成的村民认为“乡村振兴主要依靠组织,而非靠自己”。激活人口这个要素,不仅要让其城乡间互通无碍,还要激活那些留在乡村的人口,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形成做产业、搞经济的活力、动力。

    针对土地要素,成都早就在探索唤醒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早在2015年,郫都区被国家确定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之一。从试点扩展开,2022年成都农交所四个试点区县公司促成交易151宗,成交金额3.88亿元,还实现农村闲置资产处置交易规模近1.2万亿元。

    在新一轮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中,成都将继续推进“三类地”改革,盘活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发展中解决“农民退出意愿不强、农村闲置土地尚未有效利用、集体土地入市试点机制还不健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盘活土地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要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进行。

    记者从全会上获悉,“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决不能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严防资本下乡炒地,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坚决不能开”……成为强调再三的刚性约束。

    “怎么样既守住底线,又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以及用好闲置土地和资产。”成都市规自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斌谈到,“这些度怎么把握,这些文章具体操作过程总怎么写,非常考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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