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首都银行（中国）行长黄振东：绿色金融不止于银行，需多种业态协同推进

绿色金融为低碳转型按下“加速键”，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从当前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涉及的大部分都是项目投资，而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存在一定难度。”首都银行（中国）行长黄振东近日在上海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时坦言。

究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面临着严格的流动性管控。“流动性”这一指标，是采访过程中黄振东多次强调的关键词，在他看来，绿色金融不止于银行，更需要多种业态协同推进。

他以母行首都银行集团多年的实践为例，向记者拆解了三种绿色金融的业务形态，分别适配于不同的项目需求。作为菲律宾最主要的商业银行集团之一，首都银行集团囊括银行、保险、信托、投行等综合业务牌照，在东南亚绿色经济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经验。

基于此，黄振东在受访过程中也提到，外资银行需找准差异化定位。“我们做的绿色金融业务基本都和跨境相关，通过与母行的跨境联动，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绿色金融服务。”

首都银行（中国）行长黄振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商业银行的“掣肘”：资金供给与需求存在错配

“绿色金融发展的需求更多在于项目，而非产品。”黄振东对记者说道，从当前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涉及的大部分都是项目投资，而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存在一定难度，究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面临着严格的流动性管控。

“期限”则是其中的关键。他进一步解释：“一些中小银行的存款偏短期，平均期限大概在6个月，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去投资动辄5年、10年乃至更长期限的项目，因为资产负债的期限会出现错配。大型银行由于资产体量大，受到的限制可能不是特别明显，比如拿出1000亿元去投资一个10年期的资产，而这1000亿元相较于大行几十万亿元的资产而言占比很小，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会特别大。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小银行而言，通常资产规模体量越小的商业银行，3年、5年以上的资产也会越少，那么从流动性指标管控的角度来看，这些银行就难以去做这些长期限的项目投资。”

此外，从资本占用的角度来看，高碳产业转型的项目往往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这对银行而言意味着长期的资本占用以及增加的资金成本。根据国内监管规定，若商业银行表内直接持有股权资产，资本占用是比较高的，根据持有时间不同，权重为400%~1250%。

“商业银行在积极参与，但可能不见得是这个市场的全面主导者，绿色金融的生态仅靠商业银行是不够的，需要多种业态的协同推进。”黄振东坦言。

在他看来，商业银行比较擅长从产品的维度去切入绿色金融，但如果是长期限的项目投资，通常不是商业银行的业务范畴，而是投行等其他机构的业务领域。

他举例称，母行首都银行集团旗下设立了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银行集团旗下投资公司），以投行的形式去参与长期限的项目投资，使得商业银行与投行的业务有所区隔。

三种业态的参考：基于实际需求进行分类

在黄振东看来，金融机构若要深度参与绿色金融，根据自身的业务形态去分类是十分必要的，不同业态协调配合，这将更好地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基于此，他向记者拆解了母行首都银行集团的做法，给出了三种业务形态的参考。

其一是基金。一些绿色金融项目需要长期运行，且风险比较高，通过基金的形态支持会更符合项目的需求。

于是，母行成立了Metro Clean Energy Equity Feeder Fund（清洁能源股权基金），使得寻求长期资本增长的具有激进风险状况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绿色投资。该投资信托基金专注于替代能源和能源技术，将其总资产的至少70%分配给推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全球公司，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商、替代燃料开发商和节能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长期资本，对应的也是长期回报。因为投资的项目风险较高，这当中也会有失败案例，需要不断地扩容以分散整体资金池的风险。”黄振东告诉记者，2024年母行共有214家企业客户参与该计划，完成514笔交易，金额共计15.6百万比索。

其二是贷款。母行为ACEN阿亚拉集团在菲南部赞巴莱斯的某项目第二阶段的开发提供了45亿比索的长期贷款。一旦投入运营，该项目将有助于每年减少32万吨碳排放，同时为大约11万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并在社区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其三是债券。水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更是社区的生命线，为了加强菲律宾水务公司Maynilad的长期水资源可持续性，母行为其提供了100亿菲律宾比索贷款，支持其升级水处理设施等。同时由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银行集团旗下投资公司）支持其150亿菲律宾比索的蓝色债券发行，该公司将利用所得资金资助12个促进可持续水和废水管理的重点项目，直接惠及1000万客户。

“基金、债券都是支持长期项目，但两者性质不同。基金是我们承担风险，去支持那些有创造机会、比较激进、风险较高的企业，债券则通常是由大型企业发起，我们作为承销单位来协助完成资金募集。”黄振东对记者说道。

他同时表示：“不同于国内监管体系对于绿色金融的引导，东南亚商业集团的影响力比较大，我们根据商业行为逐渐发展出可行的方案，因此会有基金投放、项目贷款、债券发行，这是基于实际需求进行分类，由需求催生出的结果。”

外资银行的定位：跨境联动提供解决方案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加速绿色转型，当前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在黄振东看来，菲律宾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绿色转型的挑战正是首都银行的机遇所在。

“外资银行必须有自己的差异化定位，先从跨境起步，配合母行的业务，所以我们做的绿色金融业务基本都和跨境相关。”他向记者解释，作为菲律宾首都银行在华全资子公司，首都银行（中国）通过与母行的跨境联动，借助母行在当地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地位、资源、信息等优势，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绿色金融服务。比如，为支持中国出口东盟，尤其是菲律宾，首都银行（中国）曾为出口厂商大力提供福费廷融资业务，也曾联合母行为中资企业转开保函，支持菲律宾当地基建工程。

谈及未来的跨境合作方向，黄振东表示，结合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银行的内保外贷、内存外贷等融资方案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项目中获得低成本资金。此外，跨境银团贷款、跨境资金池等方式也可为企业跨境绿色项目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洗绿”“漂绿”风险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中的普遍挑战，金融机构对此的风控水平则关乎绿色金融各项业务开展的质效。

采访中谈及风险规避问题时，黄振东对记者表示：“我们会重点评估项目的‘实质性’，是否能真正减少碳排放，比如目前正在宁波当地所实施的基于石化设备升级的融资项目，我们会去研究判断这样的改造价值究竟有多大，而非仅仅依靠挂有绿色补贴的名号。在每项业务开展前，我们都会先做风险评估，再做投向分类，从而避免银行在绿色金融的投向目标下放松风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