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亚洲演艺之都”，上海能从新加坡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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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正在成为城市的“现金牛”。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爆发式增长，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同比增长134.73％，观演人数同比增长63.35％。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唱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最高。

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城，上海是备受青睐的“演唱会之城”。有行业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唱会市场演出供给持续走高，共演出1182场。其中上海演唱会场次高达147场，堪称断层式领先。而今年全年，上海演唱会或将超过2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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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以“亚洲演艺之都”为目标的上海，仍在思考能否再进一步。

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参事李安、顾洪辉等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上海虽然举办了不少大型商演活动，但缺乏重量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或者真正对年轻人有号召力的演艺明星”。

文中还提及当前全球最受欢迎的泰勒·斯威夫特（中国粉丝称她为“霉霉”）“时代巡演”（The Eras Tour），并建议上海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对标国际顶级商演，为国际国内游客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演艺产品。

“霉霉”时代巡演自2023年3月开启以来，迄今已带动消费超50亿美元，俨然成为“行走的 GDP”，由此衍生的“霉霉经济学”“霉霉争夺战”也被广泛关注和讨论。

那么，上海是否需要“霉霉”？

新加坡何以“上位”

在讨论上海之前，我们不妨先回到上一轮“霉霉争夺战”的核心城市，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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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连开6场的“时代巡演”宣告结束，前后共计30万人的狂欢也暂告一段落，但有关新加坡版“霉霉经济学”的观察仍在持续。

先是最基础的票房和旅游收入。

有当地媒体报道，演唱会期间，从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等地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价格同比上涨20%以上，住宿设施需求也增加30%；野村证券估算，占比高达40%的外国粉丝为新加坡带来的旅游收入将达到4.32亿美元，为新加坡一季度GDP增长贡献约0.25个百分点。

有关演唱会的“溢出效应”也进入大众视线：小到作为演唱会赞助商之一，新加坡大华银行获权预售门票，整个东南亚信用卡申请量激增；大到有人认为，由于此次东南亚仅新加坡入围并获成功，很有可能带动其他艺人效仿，将新加坡作为亚洲巡演地。

一波波实打实的红利，难免引得周遭邻居“眼红”。

最“意难平”的城市非曼谷莫属。2014年，霉霉就曾计划在曼谷举办演唱会，当时由于泰国局势不稳，与霉霉一度失之交臂。十年后，霉霉影响力进一步升级，泰国不愿再错失，多位国家官员向她公开喊话，“我们都期待着您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国家”。

而在霉霉新加坡巡演官宣后，泰国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上“爆料”：新加坡向霉霉支付了每场高达300万美元（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费用，条件是她不能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演出。“如果早点得知，即使泰国政府补贴5亿泰铢（约1亿元人民币），也要将泰勒的演唱会抢到手。”

尽管这个数字被新加坡方面否认，但也显示出新加坡通过“钞能力”延揽“顶流”歌手举办演唱会的事实。这背后，则是其通过引进大型演唱会更新城市形象的期望。

据《泰晤士报》报道，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瞄准建设“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的目标，积极寻求与各类艺术家和演唱会主办方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才令新加坡能以不到600万人的城市规模成为顶级艺人巡演的“必选项”。事实上，“时代巡演”也是由新加坡高官出面推动落地。

争夺亚洲娱乐“C位”

对新加坡来说，这场“霉霉争夺战”，不只是一笔“经济账”。

在问答网站Quora.com上，“无聊”是新加坡常被提及的一个标签。在“与东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为什么新加坡这么无聊？”的提问下，有人细数新加坡宜居、安全、全龄友好等诸多优点，但仍然认为“缺乏激情”是其难以回避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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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Malcolm Foley等人曾撰文分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工业化背后，是其国家体制和对勤奋工作、爱国主义等精神的强调。而随着财富不断积累，新加坡的注意力才开始从必需品转向休闲品、从工作转向消费和休闲。由此，寻找“娱乐空间”也进入国家和城市治理语境当中。

此时的新加坡，处于一种略显“割裂”的状态。

一方面，如Foley所说，创业经济愈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文化又是创业氛围的重要内容，在新加坡发展创业经济的总体战略下，以活动重塑“有活力经济、高质量娱乐”的城市形象就变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新加坡过去法规严格、秩序井然的传统形象仍然十分鲜明，并且占据主流位置。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新加坡定下“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目标，也意在摆脱“无聊”的旧有印象，变得“有趣”。

第一步是引进赛事，2008年举行的F1比赛被认为是新加坡进入“娱乐之都”竞争赛道的头炮；而后，麦当娜、Coldplay乐队等国际知名艺人的演唱会也成为新加坡争取的对象，以为这座高效、整洁、低税的城市“增加一点活力标签”。对于此次落地的“时代巡演”，新加坡政府也寄予打造“有趣、有活力目的地”城市品牌的厚望。

新加坡还进一步瞄准顶级资源。新加坡政府除大手笔推动演唱会落地外，2021年还从私营合作方手中取得国家体育馆运营权，以改变“举办活动的质量和体量与国家规划不符”的问题。

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座高度依赖外来人才的城市，新加坡面对的挑战不小。

放眼东亚、东南亚地区，以“娱乐”闻名的城市不在少数。《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指出，纵观新加坡的“对手”，中国香港有极致的港口风光、引人入胜的游艇和美食盛宴，泰国曼谷则拥有多姿多彩的街头文化。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本就吸引力十足，加之二者又是区域交通枢纽，形成两大流量聚集中心。

在此情形下，争夺亚洲娱乐“C位”，新加坡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人口和各类经济要素聚集的中心。作为“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目标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新加坡旅游局（STB）官网这样写道：

“发展旅游业不仅是增强新加坡国际活力之都的核心方式，以此吸引资金、商业和人才，还能提升和丰富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营造自豪感。”

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回到上海，顶级演唱会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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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加坡相比，上海不缺“有趣”。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指出，近百年以来，上海逐渐形成特征明显的海派文化，其特色常被以创新、多元、悠闲、现代和前沿等词语形容，上海不仅对不同的观点、生活方式十分宽容，而且不排斥外来人、特别是国际人才。这一切造就了如今上海的活力四射和多元兼容。

仅就演艺经济来看，上海也存在明显的集聚优势。统计显示，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24日，上海久事集团旗下4个体育场馆，共举办60场次的售票演艺活动，吸引109万人次观影，其中跨城观演人数约65万人次，占比59.63%。

当然，上海市政府参事李安指出，与全国68%的平均水平相比，上海在举办顶级演出活动、放大演艺产业效能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017年，上海曾出台《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其中一个具体发展方向是，鼓励国内外知名院团和艺术家将原创作品的全球首演、国内首演放在上海。

而眼下，当推动演唱会发展已成为全国城市的共同发展路径，在举办地“下沉”之外，被争夺的艺人也不断向国际“顶流”延伸。让更多国际演唱会在上海举行，也是丰富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多样性、提升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方向。

更重要的是，对于上海而言，此举同样暗含提升城市形象的内涵，比照新加坡的操作思路，即向全球人才展现出更为开放的城市营商和生活环境。

事实上，上海也在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面向全球揽才。在今年3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龚正提出，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没有国际“五个中心”（注：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上海将放眼全球，延揽各类顶尖人才，加快构建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推动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再上新台阶。今年初，上海也在全国城市中较早成立人才工作局，通过机构改革推动人才发展。

而通过提升演唱会能级和规格，除了提升国际人才聚集的软性实力，也能推动硬性条件的优化。

如李安分析，上海落地顶级商演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除了要扩大场馆容量、增强交通安全等配套服务水平之外，也涉及解决相关演职人员和演出器材的签证、报关，以及入境观演游客落地签甚至免签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目前的上海来说，可能缺的不是一个“霉霉”，也不只是“霉霉经济学”，但面对新加坡等亚洲城市的竞争，理应争取先行先试、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更好实现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走向“五个中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