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佳蕾：肺癌将逐渐向可治可控的慢病靠拢

近日，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最新数据，发布2022年我国恶性肿瘤疾病发病和死亡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例约482.47万例，新增癌症死亡病例约257.42万例，其中男性253.39万例，女性229.08万例。

其中，肺癌仍是我国癌症“头号杀手”，发病率、死亡率均居于榜首。

4月7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任王佳蕾在做客每日经济新闻主持的“名医会客厅”时，分享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特点和防治办法。

近年来的创新药物颠覆了传统肺癌治疗概念

据王佳蕾介绍，肺癌，学名上又称支气管肺癌，是指原发于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以及腺体的恶性肿瘤。

从分型上看，肺癌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小细胞肺癌（SCLC）以及非小细胞肺癌（NSCLC），前者约占总体肺癌的15%到20%，后者则最为常见，约占肺癌总数的80%到85%。而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又可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三大类，其中腺癌是所有肺癌中发病人数占到首位的亚型；此外还有肉瘤样癌等较为罕见的病理类型。

王佳蕾援引的数据显示，目前，肺癌高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最新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提到，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数约106万例，而因肺癌死亡的人数高达74万人。其中，男性的肺癌发病率高于女性。从病因来看，长期吸烟被公认为是肺癌最为常见的诱因，此外还有接触致癌因子、电离辐射等可能的原因。

王佳蕾强调，肺癌并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而是分型众多的一组疾病。这也意味着某些患者虽然症状类似，但背后的发病机制完全不同。分子生物学发展及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让肺癌从分子基因层面有了不同的治疗方案。近年来，临床已经发现了包括ALK（间变性淋巴瘤激酶）、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肺癌驱动基因当中的一种）等一系列肺癌驱动基因。

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新的诊疗技术和创新药物持续落地，肺癌的治疗也出现了突破。王佳蕾介绍，首先是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比如EGFR以及ALK作为非小细胞肺癌常见的驱动突变基因，截至目前，针对这两个基因突变阳性的靶向药物已经发展到“三代同堂”的局面，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得以显著延长。此外，适应症也从晚期肿瘤拓展至早期的术后辅助治疗。对于ROS1、RET（网织红细胞）、BRAF（一种原癌基因）、NTRK（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等罕见靶点，很多药物也已问世，临床治疗空白被一一填补。

王佳蕾还表示，肺癌治疗的另一项突破则是免疫治疗的普及，以PD-1/PD-L1（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及其配体）为基础的免疫单药治疗或是免疫联合化疗，均显著改善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在这类患者当中，我们以往很少能看到生存超过5年的任，但免疫治疗应用于这部分患者以后，也出现了非常不错的5年生存率。”在王佳蕾看来，近年来创新药物的革新已经颠覆了传统的肺癌治疗概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肺结节并不等同于肺癌，切莫“谈结节色变”

在我国，早期肺癌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92%；但是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就不容乐观，仅仅只有5.8%。

根据上述数据，王佳蕾进一步介绍：“对于那些在筛查中被诊断出早期肺癌的患者，如果病变为原位腺癌或微浸润性原位腺癌这些非常早期的病理类型，他们在经过手术切除后，甚至可能都不需要任何术后辅助治疗，治愈率几乎达到100%，并且复发转移的风险极低。”

这提示我们，肺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有助于及早发现并进行干预，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经过规范化的外科及综合治疗，患者的临床结局会有很大不同。

王佳蕾介绍，低剂量螺旋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是常用的筛查手段。在全球发表的肺癌筛查指南与共识中，普遍推荐采用低剂量螺旋CT检查作为筛查手段。具有年龄大于40岁、长期吸烟或被动吸烟、有职业暴露史、存在肺癌家族史等高危险因素的人群，建议进行低剂量螺旋CT筛查。

特别是，早期诊断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能大幅度降低因晚期肺癌治疗所需的高额医疗费用。因此，加强和普及肺癌早筛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一项经济策略，能够有效减轻社会医疗负担，提升公共健康水平。

王佳蕾强调，通过早期筛查，可以实现“三早”原则：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最终达到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率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CT设备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在影像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国对肺部疾病的诊断能力也得以大幅提高。其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常规检查中被发现有肺结节。

对此，王佳蕾指出，公众对于肺结节的理解常常与实际有偏差，许多人一发现肺结节便过度恐慌，误以为是肺癌的征兆，从“谈癌色变”进一步变成“谈结节色变”。但实际上，肺结节是影像学上的一个形态表现，其具体性质需要通过结节的大小、密度、是否为毛玻璃状或是混合状、以及是否首次发现等多个维度来评估。

“肺结节并不等同于肺癌”，许多结节源自于肺部炎症，如新冠肺炎或普通的支气管肺炎等。因此，面对体检中发现的肺结节，王佳蕾建议公众应保持冷静，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求助，通过专家的综合评估来确定结节的良性与否。

肿瘤的慢病管理需要各方有机配合

王佳蕾认为，分子生物学发展及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让肺癌从分子基因层面有了不同的治疗方案。在基因检测技术的帮助下，医生能够进一步明确患者的驱动基因，不再“盲吃盲治”，而是选择更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从而帮助患者。可以说，精准诊断是肺癌精准治疗的前提。

另一方面，随着肺癌分型理念的普及，包括ALK抑制剂在内的更多创新靶向药物走向临床。靶向药物针对特定的基因突变靶点发挥作用，同时对正常细胞伤害小，为精准化、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提供了基础。

“那么，由于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精进，更多靶点得以被挖掘，相应的也会有更多靶向药物进入临床，反过来又对基因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佳蕾认为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更多靶向药物的应用，基因检测技术也需不断精进，以适应新的治疗需求。

目前，临床上有很多患者能够获得更加显著的生存获益，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更优的生活质量等。以ALK阳性NSCLC患者为例，ALK抑制剂的出现，让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不断延长。随着第三代ALK抑制剂投入临床应用，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有可能突破5年，治疗格局的改变将更加向前一步。这一进展也为更多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肺癌患者带来更多希望。王佳蕾认为：在靶向药物的治疗下，这类患者能够更好地控制疾病进展，获得更长的生存期，因此对病症的管理思路逐渐向可治可控的慢病靠拢。

但与此同时，王佳蕾也指出，肿瘤慢病管理更加需要医生、患者、家属和社会之间的有机配合。规范化的健康护理、科学用药、定期随访管理、对药物不良反应的及时处理、对患者及家属心理健康的关怀和管理以及整体健康素养的提升，这些伴随肿瘤慢病化而来的新需求，正是各界需要关注、改善的新需求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