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北京上海合肥南京，成都在下一盘什么棋？

上世纪60年代，一轮芯片战争同时在全球多个国家打响。胜出者硅谷一炮而红，后继者纷纷喊出打造第二个硅谷，但始终没有取而代之。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这一次，竞逐者规模更大，亦不乏中国城市身影。

今天（7月3日），成都再次出招，将目光锁定至科创资源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上。在当天召开的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会上，成都高调喊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多次提到北京、上海、合肥、南京四座科创城市，意在设法将富集的科创资源优势转换为技术创新优势，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是成都？

去年，成都经济总量迈过2万亿，今年一季度更是进一步反超苏州，以5.3%的增速在GDP前十城市中排名第二。细看成都经济的成色，科技资源集聚、产业门类齐全，完全有条件“主动作为”“顺势而为”，进一步放大科技创新优势，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这也是自去年提出制造业“二次创业”之后，成都对产业经济发出的又一次冲锋。就在不久前，四川已将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新一轮发展重点，以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

作为首位城市的成都，既是扛起重任，更是为支撑城市长远发展培育打造新的动能。

机遇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新能源、生物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更是被称作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动力源。

这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价值链重构的重大机遇，也是各国以及区域之间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窗口期。国内城市亦纷纷入局，早早在未来产业领域展开角逐。

2023中关村论坛的前沿信息科技展区 图片来源：新华社

论人工智能，北京要做“领军城市”，上海要建设“上海高地”，深圳要建设“先锋城市”，合肥要“挺进全国第一方阵”；论数字经济，北京、上海都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想成为数字经济“头雁”城市；论生物医药，则上海、深圳、苏州“激战正酣”……

这些新兴赛道上，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也开始崭露头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城市进化论联合启信宝推出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图鉴》显示，截至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都领跑全国，而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企业数量也已经跻身十强。

“后进者”如何实现“弯道超车”？一个关键是，找到科技向产业转化的钥匙。

佼佼者如合肥，围绕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本土高校院所，建立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打造“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车间”转化生态，推动量子通信、语音智能处理等大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带动全市GDP连续七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达1.2万亿元，成为合肥创新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

眼下，机遇来到成都手上。

对于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成都正显现出以科技城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潜力。

比如，电子科技大学邓龙江院士领衔创办的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依托产学研用一体化优势成为国内主要的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提供商，并于近日成功在上交所过会，登陆科创板。

但问题是，成都要如何创造更多的“佳驰电子”？

环顾四周，上海、深圳、南京、合肥等地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工程，突出产业关键支撑，“抢滩布局新赛道”。成都先后赴合肥、上海、南京等地学习经验做法，并结合成都自身实际，进一步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作为发力重点，以高规格加以部署，意在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

成都发改委主任王锋君提到，成都此举，更重要是以创新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落脚点在于产业。也因此，成都特别问计于“企”，20次深入在蓉企业、高校、院所“解剖麻雀”，探路市场化考评评价、政府性支持方式的新模式，从而进一步提升创新成果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

这也是对标先进、追赶超越的开始。

优势

成都底气何在？

富集的科创资源是形成技术优势的基础。从这一维度而言，虽然北京、上海高校资源处于第一梯队，但成都相比深圳、合肥和苏州等地却并不逊色。作为国家科技重镇，成都拥有全国第四的“双一流”高校数量（7所）和超过3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不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实力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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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成都正迎来新一轮创新载体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使得成都成为服务战略大后方建设的创新策源地；以西部（成都）科学城为“一核”，成都还构建了一个“1+4+N”的创新空间布局，在成都地图上，形成了一个以“Z”字形为主、周边星罗棋布的格局。

面对不断成群的载体，成都“紧迫感”十足，期望迅速、有效发挥其有效价值。但整体而言，相比深圳、苏州等东部城市，成都的科技成果对产业的支撑作用还有提升空间。

比如，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卢铁城就列出一组数据，“成都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大概30%在本地，70%都在外地”，而在高新产业集聚的成都高新区，本地仅10%，“还是很不够”。

在成都市侨联主席庞文中看来，深圳模式就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它的产业基础十分雄厚，出台了大量政策鼓励企业去创新，“从产业强市变成了创新创业的城市”。与之相比，北京等传统高教强市是人才引领，“创业的人多、资金也多”。把产业做强，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要营造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政策体系。

对于成都而言，如何将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一种最直接的思路是，为创新链和产业链搭建可以对接撮合的载体，而在成都扎堆的创新载体，恰好能发挥集聚创新资源、推动技术革新、支撑产业发展的功能。

事实上，根据国内外城市实践显示，当前创新资源要素加速向重大创新平台汇聚，建好一个平台，就可以吸引一批人才、落地一批项目、催生一批成果，并实现产业发展和城市提能的“溢出”效应。

从数量上看，成都拥有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145个，在高校院所的优势下，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达22个，此外，还有高质量创新平台80个、产学研联合实验室168个等等，各类创新平台可谓众多。

策略

这些创新载体为什么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转化的作用？

如王锋君所说，由于成都大部分产业、技术和制造业创新中心仍处于落地和建设阶段，对产业的带动还相对较弱。而一个破局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吸引市场要素参与进来，共享科技创新红利。

市场是否不具备足够的积极性？

在成都，此种说法似乎并不合乎现实。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成都曾掀起一波研发中心的落户热潮，这些企业中既有国外的500强，又有国内的互联网大厂。他们提升了成都企业的研发能级，也带动了一系列配套产业的相继入驻。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高水平的市场活跃度，也是成都承载科创资源的后备军。数据显示，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深圳，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家、独角兽企业10家。

可以说，成都缺的不是各类创新主体，而是这些创新主体的联动集成融合发展，而背后又是一整套体制机制的建设，这包括产业基金的资金支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中介功能，不一而足。

眼下，成都正准备拿出更为系统性的方案打破堵点。比如，成都提出，将谋划组建市委科创委，强化跨领域跨行业协同联动，从制度层面解决科技、产业两张皮问题。据成都科技局局长丁小斌指出，成都期望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统筹，构建出一种“大科创”的格局。

此外，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是“中试”。

研究表明，新科技成果经过中试后产业化成功率可提升50%，但由于中试平台建设一次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往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真空地带，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短板。

据王锋君指出，目前在全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即缺少中试。成都提早布局中试中心，对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争取更多原创性成果在成都布局将有重大意义。

眼下，已有企业先行一步，国内首创最大单体电解水制氢设备就是在成都研发并完成中试，文澜智谷等重大中试项目也正在加速建设。

在此基础上，成都也进一步提出，将重点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小批量试生产等中试平台，鼓励科研机构与政府、企业等共建行业中试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应用场景建设。

数年前，被誉为科技领域“小岗村试验”的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如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成都能否再度实现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