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社工服务属于乡村基本公共品，和医疗、教育一样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春光3月27日撰文《青年回乡入乡行为的动力学分析》。文中指出，中国乡村吸引青年的问题或者羁绊是，农村资源要素还需要得到有效的激活，青年回乡入乡至少还存在明显的市场机制障碍。长久以来，人们对乡村基本公共品的认知在公共交通、公路、教育、医疗。 4月1日，在2023首届新兴国家影像传媒文化论坛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涛。陈涛教授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村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儿童工作智库专家。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后，陈涛将调查重点放在了社会工作服务。他认为，同教育、卫生一样，乡镇社工服务也应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乡镇社工服务对农村儿童、妇女、老人等留守人员都有很积极的作用，他认为这是乡村振兴不可缺失的一环。为此他进一步认为，可按照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一样，更加系统地建设社工站三级体系，同时完善社工服务的激励政策，以增加更多的社工服务供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涛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胥帅摄 社工服务属于公共服务基本品 NBD：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后，您关注的课题是什么？ 陈涛：我一直还是关心国内社会工作服务，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建立一套体系。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两类的发展都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套体系让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得到很大改善。现在需要社会工作服务，就像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一样，希望能够尽量普及。让所有的家庭或者个人，当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时，有人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实现更好的社会运作。我觉得这是中国应该很重视的一个部分，因为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方的社工服务已经发展得很成熟。 我们开始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它的意义有点类似于当初普及小学初中、乡镇卫生院。今天要普及社会工作服务，也要思考三级体系，乡镇这一层怎么建，然后到村居委会又怎么做，到县级又怎么做。中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建设，是需要借鉴一下过去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些尝试，有好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我认为这对农村的乡村振兴，特别是老人、妇女、儿童等农村留守人员的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NBD：社工对现在的农村留守老人，包括儿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您的一些研究或者调查，有发现比较好的案例或者做法吗？ 陈涛：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的背景是过去乡村基层有很强的组织性，用一种集体的力量来照顾社区当中需要照顾的成员。我认为随着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推进，在所有的乡镇和村都有社工，这些人可以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形成互相帮助的社区照顾概念。我觉得农村需要有一种力量去集中组织联络的整合作用，我们寄望于社会工作服务。 NBD：您也一直在思考农村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在打击这类犯罪行为能提供什么帮助？ 陈涛：在农村，村里面有很多亲戚邻里的千丝万缕关系。出于各种原因，这些被拐卖的女性要么没有主动提出来，要么可能尝试过一些别的一些途径，但没有一个好的响应。社会工作站的建设是三级体系，从县级到乡镇，一直到村。社会工作者如果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留意这些情况，加上他们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方法和技巧，触角能够更深一点。因为他们长期跟农村群众有很深的接触，慢慢就有信任关系，知道怎么样去干预以及很系统地考虑。 我在这里着重强调一点，对这类犯罪行为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人口不是商品，无论是买还是卖都有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尺度，无论是买还是卖都是违法，都是一种罪，不应该对它有任何迁就。至于说想要消除这个土壤，需要从其他的各个方面努力。 应完善乡镇社工服务激励机制 NBD：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春光3月27日撰文《青年回乡入乡行为的动力学分析》，认为中国乡村吸引青年的问题或者羁绊之一是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不足。按照您的说法，社会工作服务是不是和医疗、卫生一样，都应属于乡村基础的公共服务范畴？如何增加这一块的供给？ 陈涛：确实是如此，社会工作服务对医疗、教育等有支撑作用。我打个比方，社工去一个老人家里面服务，他会注意到老人的疾病。很多老人家会说，我不方便看病，就不去医院了，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把病拖严重。社工会综合考察这些情况，还可以去动员志愿者来做一些助医的服务。一个乡村的留守老人，他如果生了病之后没有子女在身边，他甚至不会去很近的乡镇卫生院。所以社工对于他们享受其他的公共服务也会有帮助。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其实也是同理。这套社工服务体系需要人，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很多有乡土情结的年轻人回乡。 我在广东了解的情况是，原来在珠三角、深圳这些城市做社工，听说家乡要建社工站，就愿意回到家乡，相当于为家乡去做点事。有些年轻人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回村和家乡，解决了社工的人员来源问题，不一定非要高校科班出身，本地人才经过专业提升也能很好完成这些工作。 NBD：这就不是被动回乡的问题，而是主动入乡，但只依靠家乡情怀，能否提供大量的社会工作服务供给呢？从市场或者政府的角度，应该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入乡？ 陈涛：先看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状况。如果乡镇街道社工站普及后，全国是有4.16万个乡镇、街道，再到村就有几十万个。我们就假设一下，一个乡镇街道如果有一个社工站，（每个社工站）2～3个社工的话，这里就有十来万的社工需求。然后到村这一级，要做到普及就不能够太少。就跟当年我们的乡村医生，或者乡村中小学教师一样，社工站的社工队伍的人才需求量很大。我们每年能够培养的社工专业毕业生，全国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几万人，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这支队伍是一个专业性的职业，就跟医生护士、教师一样。政府就要确保它的准入标准，晋升机制等。进去从事工作的人，要有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建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体系，匹配不同的薪酬待遇。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个体系它怎么构建完善，如何细化执行等。 NBD：现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进行到哪个程度？ 陈涛：国家有关部门都出台过社会工作服务职业水平考试，不同级别匹配什么待遇，但是仍然不够特别细致。比如说农村的工作可能就比较艰苦一点，我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会有很多交通成本。所以专门针对这部分人，要思考构建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完善激励。 NBD：您长期研究社会学，还有哪些心得和感受？ 陈涛：我们的学生要去了解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的选择。只有在理解他们生活逻辑的基础上，可能才能够更好地有一些行动。“文明互鉴，璀璨同辉”，英文是“拥抱多样性”（embracediversity），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看见很多积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