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10月12日，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开幕，主题是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而在峰会开幕前一天晚上的以“数字新经济，助力‘双循环’”为主题的活动上，近二十位两院院士、资深教授、政企专家等嘉宾齐聚一堂，畅谈数字技术的发展动态、构想数字治理的未来前景、探索数字经济的增长热点，为数字中国的加快发展描绘新图景。
谈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亦即，消费及其增长源于收入及其增长。这里，居民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居民的货币收入来自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居民的非货币收入来自哪里？来自公共服务。就我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还主要限于基本公共服务。就公共品的性质而言，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关键在于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着全体居民非货币收入增加了，货币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将相应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就自然增强了。
党的十八大报告曾经提出一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步的目标，或者说，内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则根据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的实际，提出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可见，在过去和将来的一段时间，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落实，将更加扎实地得到推进。
经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大部分项目，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国家提供的标准高了、范围大了，个人支出就会相应减少，居民的消费能力就能够相应提高。
以基本医疗为例。曾有调查表明，在现有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重较高。由此推及广大居民，亦可表明，因病未能得到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有效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有社会保障的例子。长期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高的一个解释，就是居民为养老保障的被动储蓄，对于农民和城镇养老金水平较低的居民，就更是如此。可见，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提供水平，对于居民的消费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提供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实践证明，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建设高度互动，经济建设才能得以持续，其成果才能为人民群众共享，全社会的民生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如果说经济建设为提供公共服务创造了物质基础，社会建设则为公共服务的分配提供制度设计。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做到均等化，就和这些制度设计有关。
由此亦可证明，社会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也有着重要影响。尽管这些年来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农民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发展还不平衡，保障水平和范围还有待扩大。这就表明，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政府有关部门曾经就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过多方面的具体意见，要求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围绕基本公共服务的每个方面，根据已有的法规、制度和相关政策，由各主管部门提出可行的实施意见和时间表，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条件，切实将它们落到实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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