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入职街道办，难道不是好事？

因为一张2018年的招聘公示截图，杭州余杭最近热得出圈。

△2018年余杭区面向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名单不完全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

清一色的清北学子，硕研、博研学历，搭配报考单位“街道办事处”，不偏不倚地诱发了某些人的酸性体质，引发“大材小用”争论。

城叔以为，但凡对余杭稍作了解，便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高攀”。且不说工作之事是雇佣双方达成一致的选择，单纯一点看，街道办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了，难道不是好事？

引入高学历年轻人，用余杭官方的话说，“从中看到了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机会”。对普通人来说，即便没有笑脸相迎，至少办事可以是专业的、高效的、顺畅的。

事实上，从吉林率先推行“政府雇员”到深圳启动“聘任制公务员”试点，近20年来，各地对提高干部队伍专业能力的探索从未停止。但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亦称不上平顺。

如今，不妨由余杭开始，让想法和行动都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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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余杭发布

作为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余杭虽历史悠久，2001年2月才获批撤市设区，成为杭州的一个都市新区。趁着数字经济的浪潮，余杭如今已成为浙江“经济第一区”。

2019年，余杭区实现生产总值达到2824.02亿元，在杭州各区县位列第一；同期，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726.47亿元，增长16.45％，增收102.61亿元——经济基础是有的。

辖区内不仅有阿里巴巴总部（位于五常街道），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这样的前沿平台，还有杭州未来科技城（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国家级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等多个产业集聚基地——发展前景也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2017年，武汉、成都等城市掀起轰轰烈烈的“抢人”大战，全社会对人才的重视被推至新高，“求贤若渴”不是企业专利，政府内部也不例外。

2017年12月，“基于整个余杭的高速发展态势，特别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治理工作繁重”，当地政府主动前往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去推介，并从中看到了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此番引发广泛关注的招聘公示。

△2017年底，余杭区在北京大学召开就业宣讲会 图片来源：余杭发布

公开报道称，余杭当时为清华北大学子一共提供了100个岗位，最终有76人报到。网友们热议的招聘公示时间是从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8年4月3日止，涉及第一批4名递补和第二批49人。

另据余杭区政府网站7月底消息，自2018年以来，已累计引进“清北人才”116人、“海外人才”38人——

“打破了只从体制内选人的壁垒，进一步拓宽了选人用人引人的视野和渠道，争取把社会上更多高层次、专业化、实践型的人才吸纳进干部队伍和政府雇员队伍中。”

今年7月，余杭连续第三年开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面向全国‘双一流’高校和世界百强名校引进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面向国内产业经济发达地区（重点是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引进部分区直单位和产业平台政府高级雇员”。

从中不难看出余杭的指向性，招聘范围明确、能力要求颇高，若有能力胜任，为什么不能给予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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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改革皆因“需求”而起。

早在2000年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时，吉林即选择专业性很强的岗位搞雇员制试点。作为首个试点单位，吉林省省直国有资本营运决策会议秘书处除主要领导由政府任命外，组成人员均为雇用人员。

其后，吉林省人事厅代省政府起草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于2002年6月正式下发执行，旋即引发全国关注。

按照上述《试行办法》的解释，政府雇员是根据全局性工作的特殊需要，从社会上雇用的为政府工作的法律、金融、经贸、信息、高新技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政府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

《人民日报》报道称，这5方面人才正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各级政府急需的人才。“吉林省希望通过突破政府传统的录用办法，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公共服务的特殊需要与人才极度匮乏之间的矛盾。”

《辽沈晚报》在报道中也指出，我国加入WTO后，有关政府职能及政府雇员制都需要与国际规范全面接轨。就政府机关“只进不出”的雇员终生制来说，已经难以适应政府职能调整改革的进程。同时，每届政府都有相应的工作重点，每届政府所需的专业人才及对相关雇员的要求不尽相同。

当时，吉林省把政府雇员分为“一般雇员”“高级雇员”和“资深高级雇员”三种。工资按相关政府公务员的2~15倍设定，共分14个档次，其中，资深高级雇员的最高年薪可以达到19.8万元。

但这项举措推行起来并不顺利。

当地媒体曾在2003年初采访吉林省人事厅相关负责人，求证政府雇员制是否会被搁置时，被告知“政府文件都下了，怎么可以不搞呢。只是现在的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同时，“实质性工作将在春节过后进行”，首批招聘政府雇员人数在10名左右。

而直到2003年6月，吉林省才向社会发布了公开招聘3名政府雇员的信息。又过了4个月，一名吉林大学教授和一位中科院沈阳计算机研究所毕业的硕士，被吉林省公安厅聘为计算机网络方面的高级雇员。

自吉林后，上海、江苏、深圳等多地开始尝试实行“雇员制”。不过，随着“最高年薪50万”的颜兵因未能完成5000万美元招商任务而被无锡市政府解聘，“深圳首名政府雇员”邹琦与南山区图书馆持续多时的解聘风波等事件，曾被寄予厚望的“鲶鱼们”终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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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不少学者在讨论雇员制的作用时，对“借此增强公务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并不乐观，因为仅就某个岗位开展雇员聘用制，雇员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其身份认同、晋升通道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2007年1月，深圳开始聘任制试点，为真正实现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探索新路。

根据2010年通过的《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实施方案》，深圳市公务员队伍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同时，根据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两类职位的性质和特点建立独立的职务序列，明确对今后新进的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职位的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制。

时任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表示，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的实施，“淡化官本位、打破铁饭碗”，让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

新华网曾报道，自2010年起，深圳将扩大聘任制公务员招聘规模，在有行政编制空缺的前提下，争取每年补充1000名左右聘任制公务员。在制度设计上，聘任制公务员在权利义务、职务升降、薪酬待遇等方面都与委任制执行一样。

王敏表示，相对于委任制，聘任制退出机制更灵活，这对想混日子的人也许是坏事，但对真正有能力、想干事的人却是好事。

当然，若要问这项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从深圳各级政府共同树立的形象中，也可窥见一二。无论办事效率、服务水平，还是对前沿技术的敏锐程度，均有目共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表示，从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颁布实施，中央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这个判断意味着改革的重心由经济体制转移到行政管理体制。

换句话讲，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政府有关。这些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推进，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不能推进息息相关，政府自身的改革前所未有地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思考与展望》，2009年）

如今，“十四五”即将开启，这项改革有必要加快进程。

毕竟，要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没有高素质人才不行，没有专业能力的加持也不行，说到底，政府拆开了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