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城市化下一程，职住一体还有哪些路要走？

疫情之下，全球政治和经济倍受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遭遇挑战。

5月30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举行线上会议，聚焦“红利与挑战”，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城镇化的新征程。

城叔将聚焦与会专家核心观点，陆续推出系列文章。本期专家——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往期回顾：【徐林：城市化动力依然强劲，制度改革需要“跟上节奏”；叶裕民：城中村改造只能赶走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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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人类住区的活动（包括城市化问题），实质上主要就是两点：一个是‘职’（工作），一个是‘住’（生活）。”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职住视角看下一程城市化的未来》的演讲。

对比国内外的职住情况，一般来讲，国外没有职住分异的现象，人们在农村就业，农村居住，转移之后就到了城市工作生活。

但在中国，由于一些因素，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包括土地、人口等制度的变迁，加上外部需求的问题，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职和住分开了。

二三十年前，职城住乡的情况比较常见。“下一阶段正从目前的职住离异转向职住一体的城市化。”倪鹏飞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职城不稳，职乡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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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保证，城市化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倪鹏飞提出。从职住视角来看，他认为“职城不稳、职乡不能的就业风险加大”是一大问题。

“我们的农民工，上亿农村转移人口实际上是兼职的”。倪鹏飞解释道，

他们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家乡经营农村的土地，一份是外出打工的职业。就业保障就在他的家乡，农村土地就是他的就业海绵。城市里有需求，他们就进城，城市需求放缓，他们就回到农村去。

“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一直在做的，但现在和未来就不太可能了。”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大部分土地租出去后，农村转移人口或者新市民回到乡村可能没有相应工作，带来职业不稳的风险。

尽管中国新增人口总体放缓，但城市里原本还有2.9亿存量的新增农民工以及1.4亿将要进入城市里的农民工，这些都是刚性就业，整体就业压力不小。

然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发生变化，就业问题凸显。以义乌、中山等东南沿海地区为例，自三、四月份全球疫情蔓延以来，工厂订单受到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工可复，又辗转回到家乡。

更为常态化的问题在于，制造业的比例在迅速下降，这也将导致一些类别的就业岗位减少。为此，倪鹏飞的建议是，

对于新市民积极参与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在城市里做服务的产业，要给予政策性的支持。当下，已有西部城市开始恢复地摊经济，助力就业。

同时，也要给新市民进行就业培训，将此纳入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里，还包括信贷担保、信息服务等一揽子计划。

公共服务存在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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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的后半句，“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城市化也在从职业收入牵引转向生活居住牵引。

“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到了为获得更好生活来带动城市化的节点。到城市里来，就是要享受城市里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倪鹏飞提到一种现象，大部分农村青年要结婚，都必须在城市买房，也就是（婚后家庭）要住在城市里；已经结过婚、有富余资金的农村家庭，也会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搬到城市居住；还有一些为了老人养老或者医疗方便而进城居住的案例。

“最强劲的就是婚姻和教育这两个因素。”年轻的人口通过婚姻杠杆，几乎把适龄青年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权利（公共服务）分割的问题需要被重视。

在职住分离的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与所应享受的公共服务，比如就业、居住、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都附着在“住”上面，因为“住”和户籍联系更紧密。

也就是说，转移人口在城里就业没问题，但是就业保障没有人解决，如果失业了没有人解决救济金的问题。尽管现在有失业保险，但针对农民工的失业保险缴纳率仍旧不高。

此外，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挣钱可以生活，但是涉及到生活保障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服务，还是在农村。

“这个问题目前有一定改善，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要进一步解决。”在倪鹏飞看来，“住”是一个抓手。

“住”和公共服务权利联系最紧密。他建议，建立“新市民安居工程”，作为长期的政策来推动。“农民工的问题或新市民的问题核心问题就是‘住’，把房子解决了，公共服务目的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解决了。”

未来的一个趋势是，随着职住走向一体，转移人口的基本权利、基本公共服务也将从分割走向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