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是怎么帮患者心理治疗的

2月1日，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唐可接到指令，前往成都金堂县一医院进行心理减压指导。 

这是在川航“5·14”备降、木里县火灾等公共事件后，他随成都应急救援队精神卫生分队再次出动。

与以往相比，针对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不仅开启得更早，形式也更多样——作为分队副队长的他，不仅多次奔赴心理辅导第一现场，网络直播讲座、心理援助热线，一样都没落下。

疫情无疑是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一次“大考”。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公众心理危机干预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心理治疗师几乎第一时间针对疫情采取行动，唐可的几名同事早早就参与到援助湖北的心理干预中。

寻求心理帮助的人也在增多。过去数周，坐在唐可对面的不止患者和医务人员，不少困居在家的“抗疫者”也开始主动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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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面临心理困境？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所长傅小兰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网络平台联合撰文呼吁：此次疫情应对再次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刻不容缓。

原因已被不少专家点明：一方面，加入心理干预有助于新冠肺炎治疗和疫情防控；但另一方面，心理干预总是千头万绪，复杂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的防治。

唐可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在金堂县一医院，唐可能够直接感受到医护人员面对疫情的紧张情绪。 

刚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指定收治医院，他们不少人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或者对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工作压力心怀焦虑，急需对心理状态进行调适。针对这一问题，唐可现场示范了两种自我放松的方式，帮助他们疏解压力。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会长许燕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一线医护人员工作和心理压力极大，但由于职业要求，负面情绪不能表露，时间一长会产生“情绪劳动”现象。在巨大的身心损耗下，心理干预介入十分重要。 

而被隔离中的患者和大众，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心理困境。

唐可曾参与一次将近一个小时的心理疏导。当时，他接到一家医院发来的求助——在接到亲人病危通知书后，一名确诊病人的情绪突然崩溃。唐可火速赶往医院，帮助她解开心结。 

根据以往经验，经过多日隔离治疗，病人可能存在一些基础性心理问题。而在第一次连线时，唐可发现情况更为严重——她主动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不愿与任何人交流，不给心灵“开窗透气”的机会。作为心理治疗师，唐可需要充当这样一扇“窗”。

唐可并没有急于表明来意，而是问了问她的生活状况，并让她只用点头摇头应答。经过半个小时的信任建设，她才渐渐开口，唐可也终于了解到，病人已经多日未与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儿子见面，对儿子的担忧一直困扰着她。亲人的病危通知书压断了她紧绷的心弦，于是，一时情绪难以自持。

在一次直播讲座中，唐可也曾收到类似的心理咨询。在隔离状态下，由于注意力难以分散，负面信息和对未知的恐惧不断堆积，极易让人产生不良生理和心理反应。

“应急人的心理状态通常是断裂的，不是一种‘正常人’的状态。”唐可分析说，他们更加需要调动积极情绪来提供支援，帮助他们心理释放和自我建设。唐可有意将话题引向病人的儿子，两人谈论了几十分钟，病人的情绪才最终恢复平静。

“防火防盗防咨询师”

物理隔离，远不如心理隔离难解。

2月18日，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一篇名为《新冠肺炎爆发后高龄人群心理健康服务》的文章。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死亡人群中多数为高龄人士，但其能接受到的心理治疗服务十分有限。相对较低的网络和智能手机使用率，限制了他们对网络心理咨询的获取，而心理治疗服务机构不足，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寻求帮助的机会。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对心理治疗接受度本身不高。唐可发现，在高龄群体中，误解和排斥十分明显。他们将“心理有问题”视作一种“侮辱”，而不善于表达心理需要的男性尤甚。对于他们来说，寻求心理帮助是一种“脆弱”或“矫情”的表现。

在进行心理救援时，唐可没少吃闭门羹。为了尽快完成治疗，唐可不得不隐藏自己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在此次疫情中也同样如此。比起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他更常以“应急救援队关心病情”的名义拉近与病人的关系。

心理救助之前，首先建立对方对心理咨询的信任，几乎成了一种固定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内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才逐渐探索出一套本土化发展模式。当时，大量涌入的心理咨询师在震后如潮水般涌去，以当地力量保障持续性心理援助势在必行。此后，内地高校纷纷开启心理学专业，一些机构的心理救助工作站也遍地开花。 

有抽样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民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大概为2%~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15%左右的患病率。

但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也带来副作用。当时，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有的灾区安置点甚至打出“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横幅。大众和心理咨询师之间的隔阂可见一斑。

10余年过去，心理咨询师在数量和专业性上有所提升，但仍有较大缺口。

一份截至2017年的数据显示，在全国3.34万名专业精神科医师中，心理治疗师仅约6000人，能够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而根据WHO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这一健康社会平衡点的标准，全国需要的心理咨询师超百万名。

此外，唐可的直观感受是，心理治疗师为大众所了解的渠道和资源仍然太少。这也是目前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困难。

打开走向大众的门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疫情中，心理治疗与大众的距离似乎正在靠近。

2月2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在原有心理援助热线基础上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根据统计，全国各省市共有心理援助热线超过300条。

在此之前，成都已有所行动。除在12345市长热线派驻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值守外，成都多家医院共开通5条防控新冠肺炎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加上2条专家热线，成都针对疫情共有7条咨询热线。

心理咨询热线与视频直播讲座开通，让唐可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忙碌。咨询量增加，印证了大众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加深，这也反过来给了他们一种信心——新的平台仍需要建设。

比如，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面对面”咨询困难，他们开启了两个网络咨询入口。求助者通过QQ预约，成功后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能进入视频咨询窗口，与治疗师进行“面对面”咨询，方便他们在咨询时收集更多非语音信息。

有业内人士认为，经历这场疫情，大众对心理咨询的看法或许会有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即便疫情一天天好转，这场“心理战”却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在2004年曾刊载一项关于SARS的研究。 

在其调查的129名被隔离者中，有35名表现出PTSD和抑郁症状迹象，占比达28.9%。而另一项凯斯勒的美国共病（指两种疾病共同存在）研究表明，在PTSD患者中，抑郁的发生率为48.2%。

更深入的分析显示，隔离时间越久、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或者越是严格遵守防护措施的人，受到的心理影响往往越大。

PTSD的缓解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根据美国的社区调查，若不考虑是否经过治疗，PTSD缓解平均时间为24.9个月。尽管创伤后1年是恢复较快的阶段，但有1/3以上的患者病程会超过60个月，很多还可能延续终生。

此前，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心理急救学部秘书长锁朋曾预测，疫情心理危机跟地震相比会持续更久的时间，尤其是三个月后，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 

最近，唐可已经赶赴武汉参与心理治疗工作。新的心理咨询大潮是否开启尚难说清，但至少对于唐可和他的同事来说，此轮心理咨询终将从应急走向常态化，更严峻的任务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