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零号病人”

谁是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

2月15日，大众视线被引向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网络传言，她“因意外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殉职”，并被怀疑是“消失的零号病人”。 

传言不断发酵，“零号病人”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一天后，病毒所发布官方声明，称“网络流传不实信息”，黄燕玲2015年毕业后“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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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关切不难理解。一直以来，“零号病人”被认为是传染病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机制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但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寻找“零号病人”过程中，似乎总是充满了真真假假，也少不了“弯路”和“错路”。

乌龙

如今，“零号病人”被普遍用来指代传染病首例罹患并散播病毒的病人。但追根溯源，这个称呼的诞生却源自一场误会。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社会学家威廉·达罗（William Darrow）开启一项新的课题。当时，美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开始流行一种本来十分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争相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自然也引起了达罗的注意。

在了解多位男性患者的性关系史后，他迅速将研究目标锁定加拿大航空法籍空少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事实证明，杜加可能是疾病的重要传播者——他列出的72位曾发生性关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性伴侣，均出现相似病症。

后来，卡波西肉瘤被证明是HIV病毒感染的并发症。

达罗对病例进行标记时，用“加州外”（Outside of Califonia）首字母“O”代表杜加。但原本的“O”被误认为“0”，在媒体报道中，杜加成了传染病史上的首位“零号病人”。新的代号被赋予新的含义，许多人开始怀疑，杜加就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第一人。“零号病人”的用法,也由此被固定下来。

这场命名“乌龙”似乎预示着，有关“零号病人”的故事也将不缺“乌龙”。

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沃罗比等人在1978年和1979年间采集的8例血样中，获得完整的HIV病毒基因序列。据其研究发现，HIV病毒进入美国的确切时间为1970年或1971年。换句话说，在艾滋病被正式发现前，HIV病毒就已经在大量传播。

因此，杜加并非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真正“零号病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病毒学专家Jacobs指出，尽管人们总希望了解事情的全貌，将某个人定义为传染病的源头，但至少在传染病历史中，并不存在完整、纯粹的故事。“ 对于传染病学家来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确认某人做了这件事，或者某人开启了传染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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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问题出在哪里？

有学者指出，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零号病人”，能够为传染病及时防控提供宝贵时间。但多数情况下，“零号病人”都是第二代病例发病并呈现聚集性表现后，通过追溯调查发现的。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病毒学家通过基因比对，最终确定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根据研究，多位病患血样中的病毒基因显示出极大相似性。而调研发现，该男童最早显示出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家Lipkin认为，能够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寻找到“零号病人”的情况极少出现，因为溯源需要非常及时的研究。事后再对病毒传播链进行重建，很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定位真正的初始病例。

但即便迅速采取措施，调查仍可能陷入瓶颈。

1月20日，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会后，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与英国的多名参会者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关“零号病人”的调查随即展开，但直到2月15日，仍未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确诊患者曾接触过的中国人依次被排除在外，调查逐渐走向死胡同。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承认，尽管新加坡当局将继续追查此次事件的“零号病人”，但其一种结果是，“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

有专家发出提醒，要警惕“超级隐匿者”（Super-Shedding）的存在。

历史上最有名的“超级隐匿者”，莫过于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梅伦。由于私人厨师的身份，她一生中曾先后将伤寒沙氏门菌传染给53人（注：另有47人等说法），但她本人却一直没有染病。最终，在警察协助下，她才愿意接受医院检查，并最终被证实为病毒传播源头。

悲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则调查显示，不少专家与管理者事实上并不愿意透露“零号病人”的存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兽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Thomas Friedlich认为，尽管定位“零号病人”在研究和溯源传染病、确定防疫办法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反过来，其不仅会给大众有关疾病如何产生的错误印象，同时也会传达出一种不当信息：“零号病人”是带来疾病的“元凶”。

悲剧曾一再上演。

杜加最早感受到因背负“零号病人”的称号而带来的痛苦。当“零号病人”的误读被传出后，非议和冷眼扑面而来，杜加因病重离世。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出版的《世纪的哭泣》，进一步激化了偏见。他在书中频繁使用“零号病人”的说法，还将杜加描写成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先后与2500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共同参与，让人们更加确信杜加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罪犯”。 

杜加的名字在长达30年内都与HIV挂钩，他的家人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直到近些年，“平反”的声音才开始加强——2500名性伴侣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杜加成为众矢之的，很可能与其接受调查时的积极态度不无关系。

 

影响不止涉及某个个人或者家庭。在埃博拉病毒“首例病人”被确认来自几内亚的小村庄Meliandou后，这里的农民失去了他们仅有的生存依赖。据《卫报》报道，一名当地官员透露，不仅其主要产出菠菜、谷物、大米、香蕉等作物再无人问津，当地人更是出于害怕烧光了所有家当。“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了。”他如是说。

 

 

实际上，在不少专家看来，“零号病人”并非“凶手”，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更倒霉的你和我”。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这个称号应该被控制在研究范围内，而不应被附加更多社会意义。

 

如今，新的“零号病人”尚未确认，但至少，希望悲剧不会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