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那时候,我们都健康了,一起喝顿酒再走吧。
每经记者 余蕊均 摄影记者 张建 每经编辑 刘艳美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二,按照习俗,十五一过,年就算过完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行程和计划。
把时钟拨回2020年1月23日,大年三十前一天,武汉迎来史无前例的封城。在城内留守的900万市民,他们的生活仿佛离我们很近,社交媒体上、新闻中的各种“战疫”现场,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还有大多数人留在家中,除了采购生活物品和倒垃圾,连家门都不出,网络上零碎的信息,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个体生活。他们过得怎么样?日常生活能够正常运转吗?心情又如何?
我们找到了两位朋友,他们一个是疫情发生后,从外地去往武汉做报道的媒体人;一个是在外工作,回家过年,留守武汉的本地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为我们还原疫情之下的武汉故事。
2月2日,张建抵达武汉,用镜头记录这座深处疫情中心的城市。
看见与触碰,把武汉如实地告诉更多人。
武汉“封城”第十天。一大早接到报社电话,在了解了我和父母的身体状况后,领导说,做好出发准备。
不用说去哪,都知道是武汉。
“好久(走)?”
“很快。”
我知道,这次和以往任何一次出差都不一样,没有预期时间,作为独子,父母又已年过七十,说没有顾虑是假的。我戴上口罩,出门给父母又买了点口罩和米,叮嘱他们千万做好防护消毒。
一下午,都在做行前准备。最大的问题是买不到票。直达武汉肯定不行,经人指点,我们买了从成都东到上海虹桥的D354次列车,票面信息是到金寨。到那边消毒怎么办?好在铁路方面确认我们的意图后,同意我们每人带1000毫升酒精上车。早知道,我应该再买点的。
晚上,爸妈问我,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我说,煎蛋面。
早上7点57分,车轮滚动。车厢里十来个人,没有咳嗽声,能清楚地听见有人在聊视频,关于今后的工作和即将到来的被隔离。
我们再次和列车员确认,这趟车在不在武汉停车。汉口站,虽然离报社和司机约定的武汉站还有20多公里,好歹也是到了!
下午将近5点,我们拿好设备准备下车,我能够明显感到大家都在打量我们。“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忍不住问同行的年轻同事曹炳梵。他说,“走嘛,来都来了。”就这样,我们昂首挺胸地进入了武汉界,与大部队汇合。
“要不要出去?”陌生的环境,迈出第一步是最难的,窗外的阳光“勾引”着我。
于是,我驾驶一辆鄂A牌照的汽车前往蔡甸区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一路很顺畅,在最后一个检查点,4位武汉同胞搭上了我的顺风车。打开窗户,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从雷神山那边过来的,属于那种刚下“火线”又上“战场”的一线工人。
不远处,就是一天前已经交付军方的医院,但周边没有找到制高点,无法拍到。我很确信,一切神速都不是凭空得来,是他们,真的在负重前行。
离开火神山,赶往位于武昌区东湖路169号的中南医院,3位同事已经穿好了防护服,在等我。可能是防护服有点蓬,以至于每个人的步伐都显得有些沉重。
在急诊大厅等待采访对象时,恰巧听到一位医务人员说,“帮我挂个号,有个病人确诊了”。疫情就在身边。
一下午,我们都在跑医院,协和、同济、金银潭。但由于没有了防护服,我无法走得再近一些,看到有不少穿着防护服前来的市民,我想,到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再掉以轻心。
早上,我被屋外“嗡嗡嗡”的声音叫醒,一位身着防护服的人员在进行室外消毒。
紧邻的马路上,行人依旧稀少,如此安静的城市,任何响动都足够明显。
我打电话给酒店前台,请他们第二天不用再送稀饭。在外面跑,手脏,我们都尽量避免上厕所。
这一天,武汉宣布开建3处“方舱医院”,我连忙赶往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不同颜色的制服,同样忙碌的身影,为了1000张床位,大家都很拼。这种力量,让人震撼。
晚上大概7点,我从其他地方返回会展中心,想探一探一天的建设进展。
因为上午来过,我径直往扶梯走去,上二楼。此时,一群人从对面下来,中间是一位头花发白的老太太,虽然戴着口罩,但我觉得是李(兰娟)院士,来不及多想,我向她鞠了一躬。
今天有一个小插曲,我的读卡器坏了,这对摄影记者来说,是极坏的情况。联系上一位武汉本地的同行,他人也在一线,我开了40多公里,找到他,解决了Bug。
我们很早就认识,2008年地震时大家互相帮助,建立了一种“云友谊”。
他问我,什么时候走?
我说,总要等到解禁后吧。
他说,那时候,我们都健康了,一起喝顿酒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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