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 | 超2亿人走在职业病“危险边缘”

前段时间，#90后不敢看体检报告#的话题在微博引发热议。不少人恍然间发现，现在最小的90后已有20岁，最大的90后即将步入而立之年。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许多年轻人投入到了“自愿加班”的行列之中，为了换取更多的工作绩效，不惜透支自己的健康，网友直呼，“这届年轻人的脖子和腰已经不行了。”

大家知道，过去40年，我们从一个8亿农民的国家变为8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大家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在努力赚钱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安全和健康不应该被忽视。

12月3日晚，一位48岁的安徽籍外卖员在南京的出租屋内猝死，事发时他还穿着工作服，而厨房里还留着刚加热的饭，屋外则是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12月6日晚，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通报了多名学生疑似感染布鲁氏杆菌的消息，连日来，布鲁氏菌病这一“牧场上的职业病”引发广泛关注……

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2018年就业人口达到7.76亿人。国家卫健委早前表示，根据抽样调查结果，约有1200万家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超过2亿劳动者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

需要强调的是，工伤和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上周六，城叔参加了一场关于“流动人口健康与发展”的论坛，国家卫健委职业健康司司长吴宗之在现场表示，从全球来看，这一损失占GDP比重大约为4%，美国的损失比重约为3.25%，我国约为3.96%。

目前，我国职业病防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用吴宗之的话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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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2010年以来，我国年均报告职业病新病例2.8万例，截至2018年底，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

划重点，尘肺病。

这与欧洲国家的职业病病例构成有很大不同：60%为肌肉骨骼系统疾病，14.5%为心理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约占4.9%。

▲中国报告职业病病例构成（上）VS欧洲报告职业病病例构成（下）

“我国现在最严重的职业病是尘肺病，而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控制住了，我们确确实实还在初级阶段。”吴宗之如是说。

尘肺病，曾因河南籍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之举引起全国关注。

据媒体报道，张海超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由于企业拒开证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同时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诊断其为“肺结核”。

2009年6月，张海超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以“开胸验肺”悲壮之举为自己证明。当年9月，他获得职业病赔偿共有120万元。后来，因肺功能逐年恶化，出现尘肺并发症，张海超于2013年6月在无锡做了肺移植手术。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防治尘肺病、止住“会呼吸的痛”的决心和力度持续加强。

今年7月，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制定了《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以加强尘肺病预防控制和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不久前，人社部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文，要求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尘肺病重点行业职工将全面纳入工伤保险。

当然，更要有行动。

吴宗之说，职业病防治或者是职业健康，主体责任始终在企业，要进一步推动用人单位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同时还要完善基层医疗服务，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支撑网络，“努力做到地市能诊断，县市能体检，镇一级有康复站，村一级有康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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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2015年的一份研究表明，职业病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职业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巨大，给社会、劳动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职业病的间接经济损失是直接经济损失的6倍。”

可能很多人恨不得自己患的都是“职业病”，被认定的那种——可被赔偿。

但很遗憾，目前我国《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只涉及到十大类132种，

包括职业性尘肺病及呼吸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等，前面提到的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则与艾滋（仅限医疗卫生人员和警察）、炭疽、森林脑炎、莱姆病并列，属于“职业性传染病”。

一个现实问题在于，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广泛应用，新的职业、工种和劳动方式不断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更为多样、复杂。由此，“国标”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

眼下，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已被列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15个专项行动之一，各方倾注的推动力无疑将比以往更甚。更重要的是，“保护”理念也在更新。

吴宗之表示，进入新时期，要从原来工伤事故职业病防治，主要关注蓝领、高危行业、高风险的工作，扩展到教师、警察、医生等，“只要是合法的职业职工都在保护范围内。”

同时，还要从原来的以防治职业病为中心，转变为以职工的健康为中心，包括慢性病管理、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去年9月公布的“三定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一轮机构改革新设了两个内设机构，一个是老龄健康司，一个则是职业健康司。

从上到下，如何才能让一系列健康举措“穿透”到底？吴宗之特别强调基层监管。

“为什么过去有这么多农民工没有签合同，没有上工伤保险，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执法比较弱。工作场所噪音超标、粉尘超标，都说明我们监管力量不足，所以一定要加强基层的监管执法力度。”

过去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几十年粗放式发展中积累的职业病问题已逐渐显现，是时候，更加精细地化解这些风险了。（实习生刘家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