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 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

2020年春运火车票将于今日（12月12日）开售，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4亿人次。 一方面，“购票难”问题在进一步缓解，与此同时，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高度重叠，“流动中国”依旧鲜活。

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而趋于稳定，截至2018年底，有2.41亿流动人口。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任肖子华早前在受访时表示，如何促使流动人口最终结束“流动”状态，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周（7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暨南大学主办的“第四届流动人口健康与发展论坛”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家强表示，流动人口现象及其社会融入问题是我国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集中体现，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流动人口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指明方向。

流动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我就是流动人口。”到北京工作六年，这位人口问题专家还没落户。刘家强在会上表示，尽管现在市民化的通道在拓宽，包括自愿落户、自由流动等都迈出了一大步，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要全面把握我国流动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具体而言，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物质决定主义向人本主义演进的城市化发展理念，仍有待完善；其二，城乡社会基础由对立性演化为统一性，仍有待推进；第三是社会治理模式由社会管制模式转化为社会治理模式，还有待转型。

刘家强表示，我国城市化的思想方法曾长时间偏好于物质空间决定论，表现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非同步发展、常住人口城市化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的偏差，而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以增长为导向的物化的城市化。

“物质空间固然是影响我们城市生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变量，但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城市中不同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他指出，“需要进一步以社会文化论构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思想，这应该是一种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40年的发展，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但“离乡不离土”的转移格局导致了城市化的评价标准“都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他看来，外来人口和普通劳动者落户的隐形门槛还没有完全消除。

刘家强表示，现代意义的城市化的目标在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城市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涵盖城市和乡村两大地域空间的转移过程，其社会基础在于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他特别提到，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全面转化，进一步完善了城市新居民与原住民共建共有共享的平等发展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刘家强说，“农村和城市，新居民与原居民应该构成命运共同体。”

把“生计的可持续”放到最关键位置

流动人口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群体。过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经济机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排斥。如今，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战略框架下，需要转型——实现由传统的人口数量转移型向现代意义的生活形态转换型演进。

刘家强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实现新突破。“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在保持城区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外围农业农村的发展。城市治理在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机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论坛上，“消除歧视”、“身份认同”、“平等参与”等关键词被反复强调。

刘家强在发言中表示，要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发展权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同时，城市决策者要进一步关注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身份认同，重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价值和尊严，在社会治理中给予他们市民身份和福利待遇。

“人是推动城市化需要得到优先考虑的核心因素，我们必须把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放到最为关键的位置去考虑。”刘家强直言。

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剥离城市户籍制度附着的巨大利益和福利分配功能，回归单纯户口登记和个人信息记录的本质；其二，探索依附市场力量使农民自愿转让土地权利，构建农村居民带地进城新机制和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土地制度；第三，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推动城乡公平的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新机制的形成，提升新移民和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竞争力。

刘家强希望，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改革能为城市新移民和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提供制度化的接口。（实习生刘家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