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改革、开放、创新是40座成功城市最大共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中国城市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像深圳这样的故事被称为“奇迹”，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速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可谓参差不齐，竞争力出现分化。

6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其中，根据倪鹏飞、王海波、龚维进三位学者的最新研究，40座城市当选“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占据23席，中西部核心城市也在崛起，温州、佛山、东莞等由民营经济推动的城市亦引人瞩目。

问题是，40年40座成功城市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总结经验，又有何特殊意义？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报告第一作者的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教授进行了专访。

研究40城 探寻“城市成功学”

NBD：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已经连续发布了16次，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为什么要单独研究“最成功的40城”？

倪鹏飞：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总结中国城市的发展经验，探讨其发展动力，诠释其发展原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选择中国最成功的40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系统地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新兴城市实现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和规律作出新的解释，可以为我国未来城市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因此我们遴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最成功的40座城市，对其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分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探寻“城市成功学”。

NBD：遴选的标准是什么？

倪鹏飞：我们一是以城市统计年鉴的289个地级市（不含港澳台）为基础，选出过去40年人口密度增量排名前80；二是地均GDP增量排名前80；三是考虑到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按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源型城市名单，去掉其中的资源型城市；四是去掉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四个标准必须同时满足，不进行加总处理。

前两项可以看作“两个标杆”，其中经济密度，也就是地均GDP，本身是一个效率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过去40年，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城市的地域面积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仅仅比较GDP的总量或增长率，很可能会产生重大偏差，而把区域面积作为分母就能避免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标杆”是人口密度的变化，也是考虑到管辖范围的变化，同时，从根本上来讲,人口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表现，一个城市能否长期繁荣，就要看人口的变化。

NBD：为什么排除资源型城市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倪鹏飞：这个相当于是“门槛”。资源型城市是不可控的，可能前20年依靠资源发展得特别好，可以替代40年的增长，但后面的10年、20年就停滞了，这是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我们也看到，40年来资源型城市的变化、起伏的确很大，很容易导致技术上的误差，所以要排除。而人口净流出城市，意味着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对人的吸引力不强。

全球分工重塑中国城市格局

NBD：在这40个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中，有23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均是全国（区域）中心城市，行政级别也比较高，这是否反映出过去40年我国城镇化的一些特征？

倪鹏飞：首先要强调的是，成功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创新，这40个城市几乎都有这些共性。谁率先改革、开放、创新，谁的力度更大，谁就能更成功，这也是之前说的城市成功学，是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来讲，首先从全球区位来看，这些城市多处于与全球联系比较便利的东部沿海区域。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谁在开放过程中占有优势，就在城市发展中占有优势。而沿海成功的城市更多，也是因为与外界联系的便利性。比如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肯定就先到沿海的便利地区。

而从全国来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刚刚起飞，根据经济规律，在这个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先聚集，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扩散。问题是向哪些地方聚集呢？肯定向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就是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它们是科技、教育等各种要素聚集的中心，产业、经济也会相应聚集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NBD：如今，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开发，能否形成新的城市格局？

倪鹏飞：当前中国正处于整体集聚转向局部扩散的发展形势，已经有很多中西部的城市在崛起，这些城市都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比如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如果总结30年，这些城市不一定入选，但总结40年的时候，它们都在列。

NBD：从省域分布来看，广东的城市最多，但同时也有7个省区没有城市入选，比如长春和哈尔滨两个省会城市，主要原因是什么？

倪鹏飞：由于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了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参与全球分工，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市场，同时中国也加入了全球的产业链条。这在总体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由此打破了中国原有的产业体系，使得中国原有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空间布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在封闭状态产业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城市，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地位也就相对衰落。很典型的就是东北区域，在这次的40城中，只有大连上榜。

NBD：此次河北也没有城市进入40城的名单。

倪鹏飞：所以才要讲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和北京、天津等城市协同发展好。

民营经济推动城市崛起可借鉴

NBD：应该说，中国城市在共同崛起的同时，发展速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此您怎么看？

倪鹏飞：差异的形成主要也是两个因素。从国内来看，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而工业化城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聚集，一方面是非农聚集，也就是工业、服务业的聚集，是产业的聚集。另一方面就是人口聚集，从农村向城市的聚集。聚集就意味着只能在有限的区域进行发展，不可能960万平方公里都发展，因此有的聚集得多、有的聚集得少，有的快、有的慢，这是差异性很重要的原因。

从全球来看，中国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布局被打破，城市格局发展便有了重大变化与挑战。原来东南地区是海防前线，未开放之前是贫穷的边陲。而东北和中部城市则是国家的中心和龙头。改革开放后，原来的边陲变成了开放前沿而持续崛起，相反，原来的中心与龙头，由于产业体系的打破，相对低位下滑，城市间的差异化便出来了。

NBD：我们还注意到，40城中，佛山、汕头、温州等城市的发展均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能否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成为打破行政力量的有效方式？

倪鹏飞：的确，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强的城市，在这些年都是比较成功的。这对于其他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借鉴，这也符合之前提到的改革、开放、创新“城市成功学”，每个城市都可以借鉴，这是主观上可以主动作为的。

NBD：研究报告中提到，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发展政策，未来像海南这样的改革开放新高地，除了三亚外，还会有新的亮点吗？

倪鹏飞：这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对区域产生的影响，而未来肯定还会继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和刚刚讲的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两条路。一个是国家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完全市场化的、民营的。这里需要强调地方政府的作为，具体的改革、开放、创新，都要靠地方政府去做，就像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多都是当地老百姓的自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