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开伟：额度紧催生高利率？银行信贷经营弊端多

莫开伟

在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强劲的背景下，再叠加流动性偏紧以及部分非标融资转向表内信贷等多重因素，导致年关来临前银行信贷额度比往年更趋紧张。

据媒体披露，目前，一些银行在年底前最后两个月的对公额度仅有十几亿元，而宽松情况下一般可达上百亿。而在个贷方面同样捉襟见肘，即便是近期持续火热的经营贷也面临无款可放的窘境，甚至部分银行放款已排到明年1月份。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在这种状况下，一些银行开始“坐地起价”：不断上浮贷款利率，即便是优质国企，基准利率也上浮至6%左右；如果是一般企业，贷款利率已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信贷额度发放计划会受到央行货币政策宏观控制，这对一个国家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起到有效保障作用，可从根本上消除货币信贷大起大落现象，实现经济金融有机融合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之目标。作为商业银行来说，毫无疑问，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

假如商业银行上半年或前三个季度贷款大幅投放完全是为了迎合实体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其信贷行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近几年来，商业银行前三个季度信贷投放过猛几乎成了一种惯例。如果因为前期贷款额度投放过多，导致临近年关贷款额度趋紧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这既不是一种积极、友好的信贷行为表现，也会产生许多信贷经营弊端。

从目前看，越是临近年关贷款额度越是趋紧，并由此催生商业银行大幅上浮贷款利率，这样的行为至少给金融市场带来三种负面效应：

首先，容易诱发商业银行在信贷额度上的弄虚作假行为，造成信贷投放规模失真。

这种行为往往是贷款高利率惹的祸，因为贷款利率高会促使商业银行挖空心思腾挪信贷额度来满足强劲贷款需求，以及解决表内额度不足的难题，这样会催生商业银行间代持、走信托或券商通道、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银登中心挂牌转让等乱象频发，迫使商业银行钻金融监管的漏洞，增加金融监管难度。据数据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仅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就达到3220.31亿元，同比增长56%。这些证券化产品发行将降低其溢价水平，让银行经营更难以赚钱。

即便如此，商业银行为何乐此不疲？其冲动更多在于腾挪低收益资产转入高收益资产、实现现金回笼；还有些情况下是为了维护客户关系银行必须腾出额度投放，只能亏着转卖。

其次，容易滋长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上的惰性，导致信贷前松后紧成为难以破解的怪圈。

近年来，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前松后紧几乎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金融现象，这其实是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缺乏计划、配置金融资源不够科学的一种粗放信贷经营的表现。与此同时，受年底贷款额度紧、利率高的内在驱动，又会促使商业银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信贷经营惰性：前几个月加快放贷节奏，后几个月缺乏信贷额度或额度紧张，企业要贷款可以，但必须承担高利率的代价，这其实与“坐地起价、趁火打劫”行为无异，在很大程度上让商业银行沉迷于此，不愿轻易打破这种信贷经营格局。

换句话说，临近年底的贷款高利率，其实成了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的一种“特殊利益”，让商业银行不愿轻易放弃，这也产生了很顽固的内在束缚力，对打破年底信贷僵局毫无益处。

再次，愈发加大实体经济的经营负担，对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金融阻力。因为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而大幅上浮贷款利率，这对实体经济形成更大信贷不公平性和伤害性：

一方面，因为不同实体经济在信贷需要的季节性上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因为年度信贷额度紧而承担较高的贷款利率支出，这对不同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信贷资源获得的价格歧视性，使年底需要贷款的企业实际受到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对实体经济形成了不利的金融生存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因为信度额度紧而抬高信贷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会驱使商业银行形成主观意识上的故意行为，即借口信贷紧张而对需要贷款的企业抬高贷款利率，以此来达到自身信贷经营高获利之目的，从而加重实体企业的经营负担，对实体经济产生一种“剥夺”效应，使不少企业经营愈发雪上加霜，从整体上影响实体经济复苏，甚至延缓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时间表。

商业银行正确的做法是科学配置信贷投放计划，平衡每个季度的信贷投放规模，确保每个季度贷款均衡，坚决消除年底贷款额度紧张而抬高贷款利率的行为，切切实实站在维护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提高信贷经营管理水平。（作者为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