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供给侧改革并非只减税 落地需利益协调

每经记者冯彪 供给侧结构调整将于2016年正式“破土动工”。尽管这已成共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看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理念有明显区别。 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我国还面临保就业等压力。 那么，供给改革与短期经济压力如何协调？2016年有哪些风险值得关注？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刘元春。 供给侧调整破解结构失衡 NBD：为什么要选择供给侧而不是刺激需求？ 刘元春：目前来看，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市场体系的扭曲，导致需求侧管理手段的效果处于递减状态，出口、投资、消费的调整达不到预期目标。 第二个方面，在全球性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我国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在低端产业、高能耗产业上，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但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是需求侧调整所解决不了的。 NBD：您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刘元春：一是要重构监管体系，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手段，加强市场建设，恢复市场活力，让供给端对需求端的反应更灵敏。这样供给端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让过剩行业中的企业尽快退出，短缺的行业能有更多的资金和企业进入。 二是要加强存量调整，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库存等发动“歼灭战”。目前一些产能还不能主动退出，可能需要政府介入。 三是要放活增量，要为新兴产业、高端制造降低进入门槛，特别是要破除进入壁垒，根本性打破“玻璃门”、“弹簧门”。当然，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要围绕上述改革来布局。 NBD：提及供给改革，我国存在哪些新情况？改革方式又有何不同？ 刘元春：目前，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观念有几个误区。有观点认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来源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或自由放任的主张。当时西方供给学派面临的背景是经济滞胀，而我国目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供给学派根据“拉佛曲线”建议政府减税，即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但我国目前不存在总量减税的问题，过剩产能退出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不可能由全面减税来解决，而是要加速产业调整，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我国的目标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途径和西方国家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同，因为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仍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帮助市场恢复功能。 改革难点在利益协调 NBD：供给侧改革发挥效果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我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保就业的短期压力，该如何协调？ 刘元春：这需要整体规划，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协调配合。短期来看，还是需要有底线管理，避免短期出现系统性风险，比如高层也强调一定的增长速度很重要。 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制定中期调整方案，中长期调整需要循序渐进。例如，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过快增加。供给侧改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先找到改革的突破点，区分轻重缓急、有先有后逐步改革。 NBD：您认为供给侧改革还有哪些难点？ 刘元春：我认为，利益协调是一个难题，这也是深水区改革最头疼的问题。供给侧结构调整，必然意味着有些企业需要减产、退出，有些员工可能失业。那么谁该退出，需要政府有一个整体规划，也需要完善的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自我“断腕”。目前，在GDP导向的经济“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都不愿意自己辖区内的企业先退出，甚至对“僵尸企业”采取保护措施，就需要政府的规划。这也表明经济改革必须要和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同步契合，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需要多方面改革的配合。 NBD：您认为宏观经济可能面临哪些风险，供给侧改革该如何应对？ 刘元春：外部冲击的加剧使我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金融风险问题达到一个新高度。例如，美国加息可能带来资本市场异动，新兴市场可能二次探底，并对我国外贸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也需要警惕衰退性泡沫。目前实体经济下行，但流动性又很多，这些流动性就会进入一些目前监管还不完善的领域，例如互联网金融很火爆，这可能形成衰退性泡沫。再有就是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也需要关注。针对不同领域需有相应的改革措施，光靠供给侧改革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精彩观点 供给侧改革要整体规划，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协调配合，同时需要有底线管理，避免短期出现系统性风险。 利益协调是一个难题，也是深水区改革最头疼的问题，需要政府有一个整体规划，也要有完善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