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烂柯人

◎刘雪梅

科学家说，要让“虫洞”保持开放，需要某种具有负能量的特殊“物质”。对每个回乡游子来说，这种“物质”叫做“乡愁”。

恍惚中，我看到了平行宇宙的两个自己：

我又走进了这间屋子。推开绿色的纱窗门，左转是爸妈的卧室兼客厅，淡蓝色的窗户，微风轻拂薄棉窗帘，深褐色茶几上，摆放着几只白瓷红花的茶杯。

那个正趴着用洗衣粉水卖力刷着水泥地板的小女孩，正跟下班回家的爸妈说：回家要换鞋哦，我把地板刷干净了！

在笑泪中醒来的我，很想穿过那个“虫洞”，去拥抱当年那个有点洁癖的小女孩。谢谢她从小的勤劳，造就了现在都市丛林勇往直前的我；谢谢她与后来的我发生连接，让我在刷屏的回乡情绪及争议中不迷失自我。

离乡20年，我无数次梦回老屋。而这些梦无比真实，许多被岁月模糊了的细节不时浮现出来。

2015年春节，我再次回到老家，绵竹市汉旺镇。这个川西小镇，因为7年前的那场特大地震，已完全变了模样。对我来说，最难的还不是“物非”，而是“人非”。我以为可以遇上老同学或老邻居，叙叙旧，最后却发现，直至离开，并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只有人“笑问客从何处来”。

岁月流逝，我成了自己故乡的陌生人。

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我们厂”建于1958年，是以生产硫酸、复肥等为主的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厂里有一条铁路专用线，是我小时候自豪感的来源。

父亲是火车司机，他开着一辆代号为“上游0159”的蒸汽火车头。我的放学途中，火车每天都会经过。这时，父亲会拉出长长的汽笛声，烟囱喷出一条白烟，像拖着长长的鞭子，同学们便沿着田埂兴奋地追赶着，而故意走在后面的我，内心涌起一股骄傲。

那时，有一部叫《火车司机的儿子》的朝鲜老电影，由此，我被厂里的小伙伴们戏称为“火车司机的儿子”。

国有厂矿就像中国的一个个独立社会单元，可以包办一个人的大半生。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当兵复员后，辗转分配到厂里当工人，成为一枚“螺丝钉”。母亲则回城进了邻近的造纸厂。母亲上大夜班时，我还没上幼儿园，于是我经常睡在温暖的纸花堆里，那里有一股麦子烘熟的香味，很像母亲的体香。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治理水污染，不少造纸厂关闭，如果不是母亲因身体不好，提前办了病退，下岗可能性极大。“我们厂”发展到最顶峰，就是母亲回家当全职家庭妇女那会儿。印象中，当时职工人数达到3000多，仅次于镇上的东方汽轮机厂。

随后，热闹的股份制改革开始了。“我们厂”改名为洋气的“方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再往后，就是各种下岗与待岗的消息传出。

当年的烟花特别美

从德阿公路拐进去，就进了“我们厂”的地盘。过去，路口总是摆满了水果摊、日用品摊，挤着十多辆“火三轮”。如今，这个路口已没有人影，我很像一个外来的入侵者，生生刺入一片死寂之中。

从厂外家属区步行至办公区，不过百余米，我努力寻找着改变和尚未改变的。

记忆中那条又宽又深的河，如今变成了小河沟，两岸杂草丛生，河底的石子以及细沙，早已被挖得精光。

小时候，一到夏天，丰水季节一到，这里自然成了厂里大人小孩的“水上乐园”。女生挑拣好看的石头，男生则捉鱼摸虾。父亲总是以“发大水时只有会游泳的人才能活下来”吓唬我，要我一定要学会游泳。我一边划水一边央求“爸爸，不要松手”。父亲总是满口答应，然后冷不防撒手。我手忙脚乱，咕咚咕咚往下沉，被灌几口水之后，才被父亲一把抓起来，活脱脱像一只落水小猫。

路边，有人圈出一小块菜田，种着几棵歪歪斜斜的青菜。围墙里，是四幢因地震而摇摇欲坠的家属楼，楼间的杂草长到一人多高。楼前有个小球场，当年逆反而沉默的表弟在这儿天天打篮球，如今，身高1米9的他已为人父，搬到市里，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我大学毕业没多久，“我们厂”宣布破产，卖给当地新崛起的一家重污染民营化工企业。

接手的民企挥起大刀，以“自愿原则”，裁掉了大半职工，厂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谋生，剩下近两千老弱病残留守。

厂里同学现在相见时，还会常常怀念那个年代的繁荣。

每到过节，厂里会给职工家庭发放米、油、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记忆中，每天下班哨一拉，大人们成群回家做饭，小孩子们则抓紧做完作业，然后跑出去疯玩。而当各家升腾起袅袅轻烟时，厂区便回荡着家长们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长长声调。

到了春节，就更热闹了。厂里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放烟花，而且一年比一年盛大。据说一次要花掉几万元，此事传到厂外同学耳朵里，无不大感震惊。

大年初一，厂里会举办游园活动。靠着猜灯谜和插筷子等几个强项，我年年都能领回一大堆奖品。

看坝坝电影，对厂里人来说，和过节没什么两样。父亲会提前搬椅子去占位，我们则可以吃罢晚饭再慢慢过去。天一黑，电影便开始了，有人兴奋地打起口哨，而白色黑边的幕布上，立马出现许多的手影，有手枪、孔雀什么的形状。

过往的繁华，已随风逝去。大年初四，一位“街上”小学同学也去“我们厂”重游，他在朋友圈写下这样的话：曾经地方经济的骄傲，上场（街上）同学艳羡的温床，下场（农村）同学风花雪月的地标。

曾经的少年郎已变成大人样

二十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厂外家属区门口喧嚣的茶馆。退休工人每天定时来这里，用自带的玻璃杯，泡上一杯茶，坐在破竹椅上，打牌吹牛一整天。当年商量向厂长讨要退休金的工人们，就在这个茶馆里开会。

今天，我又听到这个声音。但在嘈杂的乡音中，我却寻不到一张哪怕有一丝熟悉的脸庞，人都去哪儿了？

7年前，那场强震后的第二天，我从北京赶回来，茶馆外面，搭着几个住人的临时棚子。我遇到小学同学杨，当时他穿着一件破旧得看不出原色的工字背心，跟我讲起一家人幸存的故事，满脸都是疲惫绝望。而多年前，他是一个多么调皮的孩子啊！他不但带着我们爬树、摘花、偷水果，甚至还偷他爸的烟抽。

和我那些技校毕业后回厂接班的同学一样，杨很快就变得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辛苦挣着几百元的工资，打牌打麻将是最大爱好。提前退休的杨父，批发了一些草纸，每天用自行车拉到镇上卖，好给儿子补贴一点家用。

其他人的父母下岗后，要么拉火三轮，要么摆地摊，身体状况普遍不好。父亲每次打电话来，隔三岔五会说起“你有个同学，他爸查出来得的那个病，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这些年里，我的小学同学可以分为两拨，一拨是接班后“消失”的，另一拨是离开镇上。和后者，我多少有点共同语言，但遇到前者，我往往不知从何说起，尴尬在嘴上，温情在心里。

只有老屋还认识我

厂里已是一片荒芜，人烟全无。

一辆“SANY”牌起重机，静静地趴在空地上。所有的楼都贴着一张纸：此为危楼，请勿靠近。

随着风化不断侵蚀，楼的外立面只余水泥的冰冷灰色，加上那场强震狂野撕开的不规则裂缝，楼的外表犬牙交错，空空的窗洞，很像一张张黝黑凶猛的嘴巴。

只有我的老屋，还保留着温暖的红砖外墙。那是我从童年到少年度过11年时光的地方。

恍然间，我理解了时间导致的空间感嬗变。小时候总以为，从厂大门到老屋，要走很长一段距离，还要在双杠上翻上几圈，穿过一段窄窄的过道，才来到我家楼下。今天竟然发现，从厂门到老屋，只不过一分钟的步行距离。或许，当人生拉长之后，空间却在无意中被压缩了。

地震那次回来，只记得这楼从四层震得变成三层，一楼完全陷入地下。此时，我站在楼前空地上，傻傻望着梦里常常回来的地方。

楼梯被撕裂扭曲，不知通向哪里。这截短短的楼梯上，我曾背着书包两阶一步地向上跑，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家里，倒一杯茶大口喝起来；在那个方形的窗口里，曾有个小女孩长时间望着天空，以为这个厂就是她的整个世界，未曾想到未来还有如此多的变化和可能性。

此刻，我在故乡，我是过客。只有老屋还认识我。

旅游经济雾里看花

地震之后，国有厂矿破产的破产，搬离的搬离。为了避免地质灾害的进一步破坏，对龙门山脉的开采停止了，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厂矿，已无法生存。曾经的工业强镇，只能借助“地震旅游经济”勉强维持。

小镇处在龙门山脉边缘，左边是海拔高达3000米的云悟山，右边是等高的万灯山，中间是绵远河。云悟山，当地人称云雾山，山高林密，顶峰罕有人至，专业登山者也要3天左右才能登临峰顶。

据百度百科资料，我们镇2007年实现GDP37.9亿元，财政收入达916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5020元，曾是全国首批57个综合改革试点镇之一、省综合实力100强镇。

随着经济支柱的坍塌，让这个镇民生凋敝，人烟稀少，生机渐失，这就是所谓的“空心化”吧。

政府方面宣传说，小镇的旅游资源丰富，可以和县市打包成“一日游”来吸引游客。但是游客以猎奇之心看完地震遗址后，往往很快离去，因为这里既无酒店，亦少餐饮。

我们打算驾车进入地震遗址纪念馆停车场时，前面一辆车掉头出来，我问：“是不让停吗？”对方说：“要收费，不如停路边，反正也没警察。”

虽然停车费不过10元，游客却不愿贡献给小镇，想起来委实有些让人心情复杂。

从地震遗址出来，开出很远，只有两家饭馆，但生意状况截然不同。开在遗址入口，打着“低碳绿色”和“老城饭店”招牌那家，人声鼎沸；相隔一公里，“我们厂”斜对面的“旺城酒家”，可谓门可罗雀。

走进店去，本地的一家三代人正围坐角落的圆桌吃团圆饭，他们百无聊赖地等待饭菜上桌，间或谈论着味精和鸡精哪个更为健康的话题。

为了重振工业，2013年3月，离镇上10公里左右，一个6000多亩的光机电产业园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如今开工的不过十来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也没有任何溢出效应可让小镇沾光。大年初三这天，离镇不过20公里的“中国年画村”，人流拥堵，私家车喇叭声不停。远处，油菜花映衬下的青檐白墙上，画着“莲年有鱼”的传统年画，阳光和微风下，骑鱼吹笛的胖娃，正露出开心的笑容。

※结语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故乡方一日，乡外已千年。每一代游子都乐不思蜀，我们都是自己故乡的“烂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