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如何避免生产过剩危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如果持续衰退是“滑落”，危机就是滑到崖边后的“坠落”。在传统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一般都要把增长率拉到“零”以下。中国既然还没脱离传统市场经济，那就既可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又可能会在危机中出现“负增长”。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进入了“中速增长期”，而是向增长的“断崖”边滑落。如果爆发危机，则在此之前一定会出现产能突然加速，或是需求突然萎缩，而这两种情况目前都有前兆。

或向增长“断崖”滑落

首先看产能，这可以用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来代表。2003-2007年产能增长率是22.1%，2008-2010年是24.3%，2011-2013年则是26.3%，即近三年是产能增长最快的时期。值得关注的是，代表未来投资需求增长率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2012年还高达28.6%，去年就猛跌到只有14.2%，但代表产能增长的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高达22.5%，说明产能增长率超过了投资需求增长率8个百分点，而2008-2010年是投资需求超过产能增长6个百分点。这种产能突然超过投资增长的变化，就是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兆。

其次看外需，如果有外部危机导致外需突然萎缩，也会引发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并很可能在明年爆发。从国际看，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超级量宽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资产泡沫，但其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因此又走回次贷危机爆发前依靠虚拟经济繁荣的老路，所以正酝酿着下一场新的世界金融危机。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去年11月美国资本外流达300多亿美元，12月更加剧到超过1100亿美元。乌克兰事件爆发后，国际资本不像以往那样用美元资产避险，而是用日元和黄金避险，说明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高危状态，随时可能爆发新危机。我估计这场新危机至迟会在明年下半年爆发，也不排除在今年爆发。而若新的金融危机再度来临，中国外部需求就会再度发生显著萎缩，出口需求可能突然萎缩，成为引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看短期指标，经济增长已有突然收缩动态。今年1月的货币M1增长率猛然收缩到只有1.3%的历史最低水平。M1是交易中的货币，M1收缩说明货币正在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这只会发生在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大幅度收缩的时候。虽然今年以来M2的增速并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M2高速增长M1却显著萎缩，只能说明货币再宽松也已经对刺激经济增长无效。另一个指标是出口，今年前两个月出口负增长1.6%，其中2月当月负增长18.1%，这其中虽有去年同期出口虚高的影响，但自去年8月以来，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降7个月，说明当前出口的萎缩并不仅受去年基数影响。

还要注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工业增长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1990年以后的23年里，工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年份只有两个，一个是2009年，另一个就是2013年。2009年是因为次贷危机波及到中国，那去年是什么原因呢？只能说中国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动力开始收缩。那这种内生性收缩，会否使中国经济增长从滑落转向坠落？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已处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今年可能还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但经济增长会继续减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则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

还需要警惕的是，金融危机有可能先于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在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中，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才引出大量坏账和金融危机。但是在二战以前，甚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根本就没有套利、期指、期权交易这些衍生金融工具，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主体迈入虚拟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响，甚至被当作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引入。

此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实体经济丧失竞争力后资本仍要牟利，当局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发展过头，最终导致债务链条崩溃。反观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因生产过剩而迫使产业资本外流到虚拟经济领域牟利的格局。由于需要推动金融改革，各种机构在改革的名义下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疯狂圈钱，以至于发展出超过4万种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从2007年前的6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的30万亿元。

但是实体经济利润增长停滞，已经撑不住虚拟经济疯狂发展。2007年以后，在各产业中真正能保持住利润10%以上增长率的，只有房地产这一个产业。就是这一个产业，把国内产业资本、央行超发的货币乃至国际上的“热钱”，都引到房地产融资这一个资产池中来。有分析认为，影子银行的融资中至少有7成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但先是前些年内地房价下跌，去年下半年以来沿海一线城市的楼市交易量也开始显著萎缩，看来房地产这个资产泡沫也撑不住要破了，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先于产业危机而爆发。其中的机制与过程，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爆发过程，是极为一致的。

中国如何避免危机

我认为，中国能避免危机，但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

首先，中国的过剩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不像美国那样是金融商品过剩，实物产品短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结果是那些金融商品没销路，不能再和发展中国家交换成物质产品，危机爆发后真会没吃没喝。但中国不同，即使爆发危机也不会因短了吃喝而要了命。而中国目前70%的设备利用率本身就说明，如果把利用率提升到90%这个正常水平，即使不用投资，生产仍然能增长20%。所以只要通过调整与改革开拓出内需通道，中国经济就会重新焕发出增长生机。

其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过剩只是相对的，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平衡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就能继续保持高增长。比如，虽然到去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10亿吨，是中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是人均钢产量仍只有600公斤，而发达国家是人均1吨。中国未来20年人口可能还要增加1亿，钢铁产能再增加5亿吨都不够。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决好了分配关系，过剩自然会消失。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的风险，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实体经济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风险自然会化解。

最后，中国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体制，更重要的是因为城乡结构不合理，而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政策不合理，这虽然是个严重问题，但也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巨大空间，即解决分配矛盾不仅靠体制改革，还得靠投资。因为没有投资农民就进不了城，就没地方住，没地方就业，没地方看病，子女也没地方读书。所以城市化过程就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的巨大投入。我们以前进行的救市投资，只关注了用投资扩充当前需求，拉动当前增长，却不管这些投资项目投产后产品到何处去。但若明确了城市化这个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再进行投资就不用顾虑投资后产能没地方发挥，因为投资是为城市化服务的，是与未来增加消费紧密衔接的，再多也不嫌多。

纠正三个错误认识

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大规模城市化和以重构财政体系为目标，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个认识上如果不能统一，就只能浪费掉宝贵的调整和改革时间，坐等危机的来临。不破不立，要统一认识，以下三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须纠正。

其一，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了市场作用，生产过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场自然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以推进市场化为主要改革取向，继续向市场和企业放权。

中国自1979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着向市场和企业放权的方向推进，当然到目前还有很多市场化不足的领域，但从总体看已经进入了全面市场化阶段，基本标志就是已经出现严重生产过剩，而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则是短缺。这说明，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政府与市场、企业的矛盾，转变成企业与居民和居民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这个问题是不能靠市场解决的。比如企业继续搞活，产出增长利润也增加，但老板会把钱拿出来给工人涨工资吗？显然不会。另外，政府不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仅仅给一个城市户口，企业就会自动给农民工盖房和买保险吗？显然也不会，所以就必须由政府来改革分配体制，建立与完善社保体系，以及大力推进城市化。

其二，认为凯恩斯主义仅仅是短期总量调节理论，因此把解决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而凯恩斯认为是“需求不足”，这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描述。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继承人之一、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并导致了储蓄与消费的失衡。这种“市场失灵”不可能由市场本身来纠正，而必须由政府插手分配来纠正。

社会总量平衡的长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会随短期宏观政策安排而波动。从中国自己看，2009-2010年之间对市场的强烈宏观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经济增长率又恢复到9%以上。但是当宏观刺激政策退出，增长率就又掉到8%以下。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宏观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储蓄过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变。今年初以来M2的高增长率与M1的极低增长率并存，说明如果生产过剩迫使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不触动制度安排只提供宽松的货币，不能让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有人说经济中的短期问题都是总量与需求问题，长期问题都是供给和结构问题，这恐怕有些绝对。因为总量平衡关系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长期问题。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时候发生了不好的长期增长趋势，才应该怀疑是供给结构出了问题。

其三，认为中国的消费并不低，调整分配与增加消费，包括让大批农民进城，都会损害经济增长。

认为消费并不低的依据是，2008年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现价计算，年增长率已高达16.8%，比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还高。但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鼓励消费就是消耗掉增长的后劲。

消费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看增速则是个说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这十年，投资、消费加按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与现价GDP总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间却高出27.4%，去年更高出44.5%。按理说投资、消费加出口是从需求端统计的GDP，应该和从生产端统计出的GDP数据差不多。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民币出口值，与支出法统计中的口径有差距，但为什么以前差不多，现在却差了这么多？只能说统计口径和范围可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仅仅用消费增长高于GDP来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已经不行了，还是要看消费相对于投资的增长，或者是消费率的变化，才能更接近事实。要是这么看，2008年以来投资的增长率是25%，比消费增长率年均高出8个百分点，消费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么能不降。

不是投资和消费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当的比例，才会实现最好的发展增速与经济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严重生产过剩，所以必须通过推进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来开启内需。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不能至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庞大的城市化投资计划，宝贵的调整机遇就可能丧失。当经济增长真的掉下“断崖”，恐怕推什么都为时已晚了，所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行动起来。至于对分配体制的调整，则可以放到经济增长开始反弹之后，再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