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保住货币主导权却不愿担责

孙立坚

美联储在13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推出了迟迟没有拿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海内外学者曾经一度都普遍认为，美联储今后主要会通过扭曲操作的方式，即大力抛售短期债券同时购买长期债券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努力降低未来长期融资的成本和既有存量债务的负担，以弥补零利率政策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陷阱的问题，没有想到的是美联储最终还是推出了大家担心的后遗症较大的QE3政策！这进一步验证了当前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局势更趋复杂，市场信心严重不足的低迷状况。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首先陷入了周期下行的困境，而到了2010年，伴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连德国这样经济基本面强势的国家也遭遇到了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同样经济衰退的局面。尽管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主导的稳增长的发展后劲，曾一度让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找到了突破危机的新市场。但是，在外需市场消失的环境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让内需能够持久有效地释放出来，随之也陆续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所以，今天美国已经不能幻想在失去赤字财政扩大空间的情况下，再靠外援来减少美联储资金救市的成本，因为当前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同时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低迷的状态。这次既然美联储被逼无奈将QE3的底牌亮了出来，就会比前几次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时更加强调货币政策的预期目的，以此想方设法来提振市场的信心。至少在短期内，金融市场对这个盼望已久的政策出台还是很受鼓舞的，全球各大股市当日都出现了久违的、程度不同的反弹。

随着秋天的到来，美国总统大选最终投票的关键时刻日趋临近，但高失业率的增长、经济复苏疲软无力的现状又无法让选民轻易接受，所以，伯南克站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发行货币来“创造”就业机会，争取选民对现任政府的支持：因为货币投放越多，资本市场价格就会反弹得越明显，于是，企业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价值就会提升。这样就会大大改善他们的偿债能力和融资条件，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活动得到进一步推动。尤其在今天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的美国，吸收中低收入阶层的失业群体（他们是占领华尔街游行的主力军）进入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就业，是大选之际政府争取选票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所以，美国政府除了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制裁措施之外，又不顾世界经济效率损失的不测后果，执意启动QE3，以此来遏制中国等出口国家的竞争力，达到给本国经济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的效果；同时，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价格的复苏又会带来美国居民财富效应的增强，也有利于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确保企业利润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此推动疲软的经济找到良性循环发展的节奏。

但是，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高度自由化的环境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会带来伯南克所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会增添全球金融资本投机(套息交易)的力度。比如，像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的状况那样，随着工业原材料价格和楼价等被游资一路炒高，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滞胀格局将会日趋明显，这会严重阻碍未来实体经济的健康复苏。

谁都明白，美国金融机构和家庭负资产的格局短时间无法得到实质性改观，再靠杠杆投资与负债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也已不太可能，所以，为了实现用“再工业化”战略让美国经济得到新生，QE3的推出也在向市场释放美国政府的强烈信号：美国不希望再靠“强势美元”的政策来推动消费和金融的繁荣，尤其民主党更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却想以“弱势美元”的环境来确保未来美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今天大量全球避险资金回流美国造成美元不断升值的格局，是债务累累的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为了抗衡这一格局，美国这次量化宽松的力度和低利率政策的期限会不断加大与延长，直到美国开始出现“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迎来就业率不断提高的结果。

QE3的出炉，标志着美国想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来争取在最近由各个经济发达国家相继推动的“贬值竞争”的货币大战中，谋求其货币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以避免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比如，美国并不希望看到欧元在今天美国低迷的经济状态下垮台，也不希望在世界混乱的局面中扛起“强势美元”的避险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看，这轮美元的宽松也缓解了岌岌可危的欧洲市场流动性短缺格局，增加了来自海外投资者资金财富缩水的风险，降低了自身美元债务的负担。因此，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QE3在推动美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和吸引本土企业重返美国创造就业和税收，以及增加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愿望，扭转金融投资和创新萎靡不振等方面出现了美联储所预期的政策效果。但不管怎样，这里提到的一切美联储利益的追求，都是建立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的，即他国的利益转让给美国！

可见，我们面临的局面很险峻，应该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和城市化与社会福利制度等重大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来吸收未来欧美日发达国家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冲击，而不能被动地只通过自身单一的紧缩货币政策方式来解决外部流动性泛滥和输入型通胀等后遗症；有鉴于要素价格控制权在别人手里，我们的成本优势会被投机力量冲击得荡然无存，中国经济有陷入到“地上产业空心化”和“地下金融泡沫化”的增长停滞困境之虞，我们更得把握时机和尺度，及时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