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中国经济二次“突围”从改革权力固化入手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随着全国“两会”大幕的开启，改革呼声越来越高涨。2012年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又恰逢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人们都期待着改革能有新突破。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一些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权力体系固化入手，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全球。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制度因素。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场化正在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也在强化，某些政府干预、权力寻租、资源垄断等，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马克思曾经使用“超经济强制”这一概念，来描述政治权力滥用对分配关系的负面影响。在政治性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后，经济活动就背离了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掌握政治资源的一方在宏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微观交易行为中获得优势地位，造成“权力统治财产”的现象。

固化的权力体系，会导致分配失衡、资源错配、价格扭曲等。事实上，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某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人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行政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员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通过滥用权力和寻租等行为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根据王小鲁博士的测算，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 （约占当年GDP的30%），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贫富差距越大，经济将越发依赖资本积累和投资，而消费将被边缘化，这将导致资产投资泡沫。而且，贫富的代际转移也很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贫富状况固定化、结构化，整个经济社会变得不稳定。

当前，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半途，一些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 “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寻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一个标志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国进民退”现象产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利率管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人为压低实际利率，使得整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应。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金融资源，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甚至无回报的项目中去，不仅恶化了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态”，其“挤出效应”也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梗阻”。据统计，目前我国占企业数量0.5%的大型国企，拥有50%以上的贷款份额，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大约占比10%，这些贷款中的20%是低效的。

而权力体系在中国最顽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当前某些地方政府寻租最明显的领域当属房地产。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分级代理来实现的，从委托人到最终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链很长。过长的代理链以及每级代理内部责权不清，为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国有土地资产运营、进行寻租提供了空间。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升，居民住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应：低收入阶层被阻挡在住房市场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置房成本加重，而财富大量向房地产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结果是政府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超额利润，而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人成为了福利损失者，其产权利益被剥夺，使得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资源被错配。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新突破，就必须进行改革突围。尽管改革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但只有改革中国才会发展。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重新树立契约精神，打破垄断，通过制度保障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更期待中国经济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