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婷/文
上个月的一篇《深圳新首善豪捐3亿元股权 曾是富士康员工》因为约访困难重重，只好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去闯该公司位于深圳观澜的洗衣工厂。
下午接近5时，我在观澜一个工厂密集的村子下车，天阴欲雨，路人急走避雨。问了几人，都表示不知道厂子在哪，我心里很急。最近在十几名路人的一次次指引下，我终于找到了工厂，并在一个充满烟味的小网吧完成了稿件。
深圳关外以“血汗工厂”著称，这里聚集着多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电子厂居多，从全国各地来的打工者来到这座“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进入郊区的一间间工厂，用青春、劳力换取微薄的薪金。
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均自成体系，打工者们居住在十几人一间的工厂宿舍内，一日三餐均在食堂解决，为解决这些人的洗衣需要，深圳市现代后勤集团这样的洗衣企业应需求而生。
以前做社会新闻记者时，我经常来到位于深圳关外的工厂采访，这些地方普遍治安较乱，经常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打工者仅仅因为言语不和，就与对方挥刀相向，酿成惨案。这些年轻人在生存在变革时代的痛苦之中，既远离故土、亲人，又终日被束缚在工作量巨大、氛围压抑，并且难以看到未来希望的工厂之中。
富士康一起起跳楼惨案并不是偶然，从《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的社会学著作到南方周末《奢侈品代工厂的自杀女工》的深度报道，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支撑起“世界工厂”的一个个普通打工者辛酸的面孔。
在国外，企业家做慈善仅仅占社会捐款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而更多的是普通公民积极参与，慈善机构从中牵线，社工、义工进行辅助。
这次采访引发了我的思考，一座每名工人每月仅赚1500元的工厂，他的老板却拿出3个亿去自己的家乡做慈善，这样的事情隐有矛盾的意味。
由洗衣老板捐出的3个亿，里面又有多少也是贫穷打工者的血汗？“以贫养贫”正在形成慈善领域一个微妙的反讽。与此同时，我们的慈善机构、新富、既得利益者，又在做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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