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应让民众福利与财政收入一起“飞”

薛世君

        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观点一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最近也表示，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数据显示，美、英、法、日等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0%或者30%，有些欧洲福利国家甚至超过50%。

        单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确实很低。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有数额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各种行政性收费，这还不包括很多地方的乱收费。

        就拿行政性收费来说，名目多如牛毛，工商、环保、质检、公安、卫生、教育、交通等众多部门都有各自的行政性收费名目。仅以交通出行为例，乘坐飞机有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等。这些有“暗税”色彩的收费，也都会成为政府收入。在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财政负担主要就是税收，非税负担比较小，但在我国，费比税重，而在与国外进行宏观税负比较的时候，民众负担的“费”往往就被忽略了。

        况且，政府财政收入高不高，不光要看收入多少，还要看怎么支出。如果能尽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哪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再翻一番，只要我们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不会嫌高。比如北欧一些国家，税率高达40%~50%，但同时人家的民众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很多福利，从教育、医疗、失业救济到养老、育儿等，社会保障无微不至。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很高，返还的也多，最终受益的还是民众。

        谢旭人部长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但是他并没有说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7年高于GDP增速的情况下，我国针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却一直是块‘短板’”。根据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个项目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问：财政收入那么高，钱都花在哪里了呢？

        收入差距扩大、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一直存在，就连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也是喊了那么多年也没实现，但我国行政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就指出，行政成本最低的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8%，美国是9%，我国高达23%，我国的这个比例，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甚至大大高于同样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所以，我们在看到“三公消费”广受诟病的同时，天价U盘、iPhone4手机做警务通、法院采购豪华按摩椅等“天价采购”丑闻还是不断冒出。给公众花钱时  “吝啬”，给自己花钱时“慷慨”，两相对比，公众还会觉得财政收入低吗？

        财政收入高还是低，关键是看怎么用，如果都用于投资性支出，乃至公务消费支出、铺张浪费，就是财政收入不增长，公众也会觉得高。如果多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和公共性支出，就算财政收入增长再快一点，公众也能接受。所以说，财政收入不怕多，就怕乱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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