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超一线城市，正式进入“一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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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简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步公布。

“首个”足见其特殊。此前，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以每年发布的施政报告为主导。外界看来，制定五年规划，意味着香港有意转变短期施政思维，以长远规划和布局系统性破解深层次矛盾。

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向外界厘清规划的用意。就在前一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媒体表示，“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告诉社会战略方向、前进目标及重点领域的规划，是未来五年落实执行的蓝图。”更早之前，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也指出，规划“并非要以规划取代市场”，而是“令市场有更稳定及清晰发展的指引”。

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具体表述中。规划自我定位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时间上看，在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同年诞生，这也被媒体解读为香港正从国家规划的“跟随者”，转变为战略蓝图的“主动共建者”。

两个问题由此产生：香港为何作此改变？香港又将改变什么？

“回升”

一个趋势是，香港正在回归全球城市“塔尖”。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组有关香港的最新数据吸引外界关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评分排名世界第三，港股IPO（首次公开募股）规模按年上升2倍、高居全球第一；经济自由度排名世界第一，世界竞争力排名重返全球前三；母公司在海外或内地的驻港公司数量超过1万间，创历史新高；世界人才排名大幅跃升至全球第四、亚洲第一。

香港不吝于提出更显雄心的目标。此次发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将继续强化全球金融中心和金融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全球领先地位。对于前者，此前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的预测更为具体：未来两年内，香港将超越伦敦，跻身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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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几年前，“失去”一度是香港的“代名词”——不仅GDP、金融中心指数等一系列指标被反超，各类企业亚太总部外迁，还曾连续出现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香港为何会实现“回升”？一大核心原因在于与内地的关系。

在“锣不够用”的港交所，“敲锣”的身影大多来自内地。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119起IPO事件中，内地企业就占了106起，占比近九成。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A+H”模式构成强大驱动力，推动港股市场的功能从过去主要服务内地民营新经济企业海外融资，转变为充当内地成熟龙头企业的国际配售中心和流动性补充平台。

内地资金也进一步提升香港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据该公司估算，这其中约六成来自内地。其预测，随着亚洲财富迅速增长，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间差距将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

两地之间更直接的互动体现在人的流动上。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访港旅客达4990万人次，按年增长12%。预计今年与入境香港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将达2381亿港元，较去年增长约一成。经香港前往内地的访港海外旅客比例持续上升，2026年上半年已超过两成。

进一步聚焦于港深之间，今年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居民出入境达1.325亿人次，同比增长9.4%，双向流动保持旺盛。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港深之间高频、日常、细密的生活与产业半径正在形成。

“同频”

香港与内地间互动加深，与香港特区政府姿态变化同频。

据新华社报道，2020年，前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做施政报告时，与过去开始就谈民生议题不同，而是以政治议题开始，施政报告出现“国家”的次数有52次，“大湾区”出现45次。后一年更是明确提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随后，融入速度不断加快。2022年，李家超宣布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就香港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制订策略方案，积极推进发展协作；今年，其进一步提出香港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提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北部都会区一直被视为香港与内地对接的“先行先试”平台。 

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布之前，香港特区政府特别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在咨询文件中，建设北部都会区被写入了规划的第一部分，这一安排被外界解读为，北都被香港视作未来重要的新增战略发展空间。

事实上，早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北部都会区的构想就已出现。据时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宋丁分析，北部都会区被香港寄望于从根本上解决困惑多年的普通市民住房问题，同时又并不专事港事，而是要建设“双城三圈”、推动和北侧毗邻的深圳的深度合作。

但这也意味着，香港政府不得不直面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香港发展呈现南强北弱的格局，产业、就业集中在南部，而北部大片区域处于待开发状态。当时，香港为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设定了“未来20年时间基本完成”的时限，跨度不可谓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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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年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数次在公开场合用“心急如焚”表达对北都加快发展的迫切心情。而在另一侧的深圳，前海、河套两个区域分别迎来先行先试政策加持，为与北都协同准备就绪。

今年，这个一直被认为“进展太慢”的区域迎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项目公开招标结果，历经5年后最终走入“收成期”。

步入新阶段，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也为北都提出了新构想：建设北都大学城，通过“产、学、研”协同推动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等产业发展，一方面补足香港制造短板、形成全港“南金融、北创科”格局，另一方面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

“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内地、与内地发展同频，更来自当地深层次的转型需求。

当前，香港发展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人分析，香港目前传统产业的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具体而言，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优势和功能面临区域及周边城市的竞争和挑战，而制造业缺失、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足又制约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导致产业结构不平衡，进而影响就业、收入、青年发展等社会民生问题。

从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来看，香港已然不满足于固守传统金融中心优势，并将“推进新兴工业化”写进新发展方向中。这不能仅靠香港“单打独斗”，如郭万达等人所说，需要加强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通过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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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之所能服务内地之所需，更将成为提升两地合作黏性的关键。

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香港，早已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单纯依赖转口贸易和西方资本光环的香港。随着国际格局重组，香港正在完成从“西方对华窗口”到“中国联通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性转身。依托普通法体系、自由资金流动、专业服务能力和国际化规则接口，香港的独特价值没有消失，而是实现提质升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家超曾用“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形容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香港将“不单像个‘接线生’”，还要“提供服务、实现增值”。

而服务的一大重点在于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内地企业迎来出海高潮，且越来越多高精尖产品实现“卖全球”。

香港也拿出应对之策。去年，香港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系统性提供支持；在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香港不仅将再进一步“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还将充当推广中国标准的平台，让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绿氢和低碳氢等标准走向国际。

如李家超的期望，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不仅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于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也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更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这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