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马当活马医”的一次尝试，搏出一线生机 晚期癌症患者CAR-T治疗实录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一间普通诊室里，肿瘤介入科副主任史瑶平翻看着厚厚的随访档案。

他查阅的两份档案分别属于张强（化名）和陈海（化名）。十年前，他们曾被“晚期肝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这几个冰冷的字眼判定仅余一线生机。如今，两人在例行复查中却均呈现无瘤状态，且生活质量良好。

改变命运的关键，正是2015年仁济医院与科济生物联合开展的全球首个CAR-T细胞疗法治疗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史瑶平表示，彼时CAR-T细胞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实体瘤在全球范围内尚属探索阶段，整个临床试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多次遇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

“尽管挑战重重，团队也正因此积累了治疗实体瘤的宝贵经验，为后续国内相关技术的发展和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史瑶平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介入科副主任史瑶平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一次“死马当活马医”的尝试

2014年12月，时年50岁的张强已伴随乙型肝炎肝硬化生活多年，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查出患有肝细胞癌（HCC），肝功能分级为Child-Pugh A级。彼时，他的病情还未发展到晚期，具备接受局部根治治疗的条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张强首先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并在术后接受了化疗。“化疗过程实在太难受了。”张强回忆道，“我只做了一次就再也不想继续了。”

难以忍受化疗的张强在偶然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了解到，仁济医院在局部消融治疗方面经验丰富。抱着一线希望，他辗转来到上海寻求进一步治疗。此后，张强接受了两次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获得了部分缓解（PR）。2015年3月，他在病情稳定的基础上再次接受微波消融术（MWA）以期实现根治。但疾病的发展远比预期更为迅速，仅仅六周后，他便被诊断出肿瘤已侵犯下腔静脉，形成癌栓（IVCTT）。

面对这一情况，医生建议进行全身治疗，但考虑到自己的经济负担，张强婉拒了常规治疗方案。就在此时，一项新型临床试验向他敞开了大门——史瑶平团队向其介绍了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治疗手段，即CAR-T细胞治疗。

面对这种新型疗法，他原本心存疑虑，但在经过医生的细心解释后，张强被打动了。“我们家里商量了一下，觉得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一试。”张强通过筛查后成功入组临床研究，成为国内早期接受CAR-T细胞治疗实体瘤的患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完成CAR-T细胞输注后并不意味着能够“一劳永逸”。特别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相关毒副反应，比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神经系统毒性综合征（ICANS）；甚至在患者出院后，也存在一些并发症的可能性，需要在定期随访中重点筛查。

史瑶平告诉记者，在针对患者的长期随访方面，其高度重视CAR-T治疗后的监测，在治疗的早期阶段，他们会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如呼吸、心率、血压等，同时动态监测血液指标，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炎症指标（如CRP）以及关键的细胞因子水平。特别是在输注后两周内，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等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高发期，因此必须进行密切的临床观察。

张强也回忆道，其实整个治疗过程并不轻松。特别是在第三次治疗时，他经历了连续七八天高烧不退，家人焦虑万分。“我们急得不行，赶紧问主任医生，他安慰我们说，高烧其实是一种‘治疗应答’，说明治疗在起作用，不烧反倒不正常。听了这话，我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治疗效果远超预期。CAR-T治疗第14天，张强的甲胎蛋白（AFP）水平就从1210ng/mL骤降至121ng/mL，并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恢复至正常范围。此后近10年间，他定期随访检查，未见复发迹象。

“每年我都按时去复查，医生说一切都很好。”张强的语气中带着难掩的喜悦和感激，“应该是CAR-T（起到了）效果。”

史瑶平表示，患者出院进入稳定期后，临床团队也制定了更长期的随访计划，例如按月或季度复查，随后根据病情稳定程度逐渐延长随访间隔。目前张强以及陈海两位患者的随访周期均已延长至每年一次，“复查项目包括肿瘤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以及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检测，所有结果均显示良好，病灶未见复发迹象”。

此外，史瑶平在随访中还会关注患者的整体身体状态和生活质量，例如体能恢复情况，以及是否接受了其他抗肿瘤治疗手段。“如果患者在CAR-T细胞治疗后又接受了其他治疗，那么疗效归因就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随访不仅是疗效监测的延续，也是对治疗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CAR-T能否成为实体瘤治疗的一线方案？

CAR-T是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的简称，这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新型精准靶向疗法。据史瑶平介绍，与以化疗为代表的传统治疗相比，CAR-T细胞疗法在机制上具有显著差异，前者往往以非特异性方式杀伤肿瘤，副作用大、疗程长、需长期用药。CAR-T则通过改造患者自身T细胞，使其具备靶向识别和杀伤肿瘤的能力，不仅治疗周期短，CAR-T细胞在患者体内还具有一定的增殖能力，一旦达到足够数量，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对肿瘤细胞进行持续杀伤。

截至目前，CAR-T细胞治疗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早已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中，完全缓解率远超化疗、靶向治疗等手段。而在实体瘤的治疗上，CAR-T疗法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众多挑战。

对此，史瑶平的临床团队尝试通过“局部治疗+CAR-T”的策略进行破局。在史瑶平看来，这一策略的精髓在于通过局部“减瘤”，使肿瘤负荷降低、屏障松动，从而为后续CAR-T细胞提供更有利的生存与杀伤空间。

史瑶平指出，对张强的治疗并非单靠CAR-T完成，而是一次系统性、多手段联合的综合干预。以张强的治疗过程为例，其在CAR-T细胞输注前就通过局部减瘤策略，接受了肝脏病灶的消融治疗以及针对癌栓的伽马刀治疗，以降低体内肿瘤负荷；而临床的核心环节，则是靶向GPC3蛋白的CAR-T细胞治疗。

与此同时，团队针对治疗期间的副作用积累了应对经验。史瑶平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名患者在CAR-T细胞输注后第14天突发全身水肿、呼吸困难，伴随炎症指标明显升高，经诊断为严重CRS。医生迅速给予托珠单抗治疗后症状未见明显缓解，之后及时给予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最终成功控制病情，保障了患者安全。

“必须承认，这种大剂量激素治疗抢救措施对CAR-T细胞的活性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史瑶平透露，该患者后续第一次影像学评估时，原本肝脏上21个肿瘤中有14个完全消退、未见活性，但在长期随访中还是出现了复发。“从患者安全角度出发，这是必须要做的权衡。”史瑶平强调。

展望未来，CAR-T细胞疗法是否可能走到实体瘤的一线治疗阶段？对此，史瑶平持审慎乐观态度。他认为这个前景是肯定存在的，并且应该说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一定是曲折的。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领域若要成为一线治疗手段，必须经历大量扎实的临床研究，尤其是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积累，来验证其有效性与安全性，最终推动相关药物的获批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