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建议根据社会养育成本变化情况，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

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人口发展事关国计民生，和前三年一样，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再次就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言。

戴立忠表示，虽然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已向育儿家庭倾斜并取得惠民成效，但仅有夫妻双方独立申报并缴纳的模式可供选择，对一人“全职育儿”的家庭不够友好。他建议：逐步探索并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计征与申报方式，减轻一方养家、一方顾家模式下的夫妻经济压力；充分结合婚育成本增加的现状，扩大个税专项扣除范围，阶梯式提高二孩、三孩照护和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改革个税制度

近年来，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言，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张强建议试点“父育假”制度，推动男性育儿责任分担；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兼CEO姚劲波建议孕产服务免费，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

戴立忠也已经连续四年为这一议题献计。他表示，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已向育儿家庭倾斜并取得惠民成效。2018年，国务院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2022年，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并于2023年提高上述扣除标准，超过6600万名纳税人因此受益。

但他也观察到，近年新生人口数量并未明显提升。

“我觉得这个（现象）确实要引起重视。”戴立忠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制度要求夫妻独立申报与纳税，而非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在家庭总收入相同但收入结构不同的情况下，会导致总纳税额差异悬殊。

他以年家庭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举例。假设A家庭夫妻双方均参与工作，且年度应纳税所得收入均刚满6万元，则家庭收入总和为12万元；B家庭仅年入12万元的男方工作，女方则为“全职太太”。

在不考虑任何专项附加扣除的前提下，按现行规定，A家庭（双职工）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B家庭（单职工）年度纳税金额则上千元，税负差高达100%。一线城市因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较高，家庭总体纳税金额差距更明显。

“要鼓励形成生育友好型的社会，要鼓励多生小孩，我觉得税收制度就要重点改革。”戴立忠说，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可使整体应纳税所得额处于更低的税率区间，即在家庭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降低税负，也为因照顾子女导致的一方收入高（养家）、一方收入低（顾家）的夫妻缓解经济压力，通过减轻“养育负担”，降低年轻人的“生育焦虑”。

建议根据社会养育成本变化情况扩大个税抵扣

对于如何真正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戴立忠也进行了深入调研。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从孩子出生到18岁的家庭平均育儿成本约50万元。此外，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发现，在生育后的前7年，中国女性个人收入平均下降21.4%。

“如果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无法实质有效地缓解经济压力，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将较难扭转。”戴立忠表示，因此，他建议根据社会养育成本变化情况扩大个税抵扣，阶梯式提高二孩、三孩照护和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力度。

例如，对于聘请月嫂、育儿嫂等母婴护理支出以及儿童年度医疗支出等，可以有相应抵扣标准；同时，根据子女数量设定不同档次的专项附加扣除额度，如二孩对应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为3000元、三孩的对应扣除标准为4000元。

戴立忠说，这样可以确保子女越多，应税所得额增幅越大，税收优惠越突出，以收入保障体现对多子女家庭的鼓励，减轻育龄女性顾虑。

记者注意到，姚劲波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为减轻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刺激家政消费，建议将雇佣保姆费用按照每年2万元至3万元限额抵扣个税，与现有赡养老人和婴幼儿照护个税抵扣形成协同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