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药监局创新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永生：临床科学家应全程参与药物开发

作为全链条医药创新的关键环节，临床研究是新药通过审批、实现上市、走向国际、让患者受益的起点。而作为临床研究的主导者，PI（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对临床研究设计、临床试验实施、数据质量管理等各个环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日，国家药监局创新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四川省卫生健康首席专家王永生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作为临床医生并担任过数十个新药研究的PI，王永生谈到，随着国产临床新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临床试验的质量与水平也在同步提升。但其中仍存在一些挑战。如临床上，尽管医生“看着病”了解临床需求，企业端研发人员“盯着药”期望解决临床需求，但实际上，临床需求和新药开发之间还存在“鸿沟”，需要临床医生、医药企业加强沟通，还需要转化科学家的积极参与。

王永生 图片来源：每经资料图

此外，王永生还提到，虽然目前临床试验的数量在增加，但新靶点并没有实现相符的增长。也就是说，靶点集中、跟踪创新的现象仍然存在。源头创新虽然在增长，但进展相对较慢。

医生盯着“病”而企业盯着“药”，新药研发和临床需求存在错配

“临床研究是全链条医药创新的源头，高质量源头创新依赖于一流的研究设计、试验开展和组织工作，这是我们的产品通过审批、实现上市、走向国际、让患者受益的起点，也是医药创新者们所必须承担的重任。”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如是说。

对新药开发而言，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验证新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必经之路，也是决定新药成药和上市的关键环节，是检验药品临床获益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临床试验指导规则与国际先进要求进一步接轨，临床试验机构和主要研究者实践经验积累，新药研发的临床研究质量要求提高，我国临床研究的数量、质量、成果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临床试验质量的攀升，也助推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医药研发版图中的参与度大幅上升，我国创新药的临床价值和市场价值正在逐步被世界认可。

然而，也不能不正视，我国临床试验质量与先进成熟医药市场仍有差距、临床研究靶点仍然较为集中、成熟PI缺乏等问题仍然存在。其中，尤其影响新药研发能否匹配临床需求的关键因素是，由研究者主动发起的临床研究数量仍偏少，研究者与医药企业在药物研发期间尤其是早期缺乏充分沟通。这一堵点一方面造成大量亟待填补的临床空白需求，没有新药项目上马；另一方面，大量新药项目瞄准了重复或冗余的临床需求，既浪费了临床资源又影响了新药的商业化回报。

王永生在专访中谈到，近年来，国内的临床研究政策指引、质量规范和实践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在一些细节层面外，国内的临床研究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近。

但他也强调：“就我个人观察与体会来看，国内外新药开发到临床研究一个重要差距在于，（国外）研究者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国内的药物研究更多是企业提出‘这个药要上I期（临床试验）了，找到研究者讨论前期研究，讨论期望的适应症，部分研究者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方和执行方，而不是药物开发的积极参与者。这导致了药物的实际临床应用方向与企业构想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王永生进一步谈到，在成熟医药市场，即使一个品种进入临床应用后，也会有包括医生在内的团队进行探索性研究，给项目申办方提建议，适时调整研究方向，甚至提出新的需求，推动创新药物的开发与迭代。

换句话说，在新药开发上，企业“盯着药”，而医生“盯着病”。二者本应该画上等号，但实际情况却是临床需求和新药设计之间存在错位。王永生举例称，食管癌是我国的特色癌种，有大量临床需求。但国内的新药研发在靶点、适应症设计上都跟国外走，这就导致了食管癌的药物开发非常缓慢。“明明临床有需求，企业也有市场，但中间却缺少了将二者形成转化的渠道。这中间缺的可能是从事这个领域的转化科学家，也是渠道、研发模式。”

IIT研究有助于拉近“病”和“药”，但提升医疗机构和企业意愿才是关键

王永生认为，IIT研究是培养临床科学家，促进临床医生与企业合作，弥补临床需求与新药开发“鸿沟”的一条有效路径。

IIT研究意即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与药企发起的临床试验（IST）相区隔。二者的主导主体、试验目的、监管部门等均有所不同。IIT研究由研究者发起、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不以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注册为目的，通常使用上市后的药品实现研究疾病、诊治等目的。

IIT研究范围常常是IST试验未涉及的领域，例如罕见病研究、诊断或治疗手段比较、上市药物新用途等。IIT研究的价值在于适应症拓展、创新性探索、填补数据空白。

从发起者和研究目的来看，IIT研究可以更加纯粹地为临床需求服务。在王永生看来，IIT研究可以实现让临床医生变被动为主动，让临床医生积极参与到优秀药物的应用拓展中去，并加强与医药企业的沟通。“新药在做上市研究时，对入组病人有条件限制和选择，但药物在真实世界应用时，面临的病人类型可能与入组的病人类型有差异，这造成了没有临床数据可参考。这一类空白的临床应用需求，就可以通过IIT研究去补足。”王永生说。

但在实际操作中，IIT研究却面临诸多尴尬。

在不久前的首届“湾区之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大会上，宋瑞霖分享了一组数据，尽管国家已建立了临床医学中心，该中心依托于44家医院，但遗憾的是，其中9家医院在近十年内未开展过任何干预性的研究者发起临床研究（IIT）。同时，目前所谓的IIT研究多集中于已上市药品的新适应症，占比高达93%。

王永生举例说，哪怕是国内顶尖的高级别医疗机构，此前开展的IIT研究数量都极少。其中牵涉到临床医生的精力和意愿、伦理风险、医院态度，以及人员配置等问题，都会限制研究的开展。

“IIT研究的工作量、风险性都聚集在医生和医院端，所以很多医疗机构可能多年都没有开展过。另外IIT研究不以产品注册为目的，经费从哪来、药品从哪来的问题非常突出。以前，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投入热情不大。我去跟企业沟通IIT研究的需求时，资源丰富一点的企业可以提供药品、经费，但如果紧张一点的企业可能一个配套研究人员都抽不出来。”王永生说。

但他也表示，随着越来越多IIT研究改变了临床实践，以及部分IIT研究支持部分药品新增了适应症，企业的态度也在随之改变，“IIT研究虽然还谈不上井喷，但确实取得了进展”。

临床试验数量和机构数量在增长，但优秀PI仍是稀缺资源

另一方面，IIT研究还是临床医生成长为科研型医生甚至PI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新药研发而言，临床试验阶段“九死一生”，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药研发历程中，因为试验设计不当、人群选择不当等导致药物折戟的案例并不鲜见。“因此，对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法有深刻理解，对患者人群和药物也有深刻理解的PI有可能帮助降低前述风险，提高药物研发成功率。”王永生说。

近年来，临床试验需求增长，与此同时，临床试验机构数量也在高速增长。《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显示，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年度登记总量，2021年为3358项，2022年为3410项，2023年为4300项。另据众成数科统计，2023年全国临床试验机构达1340家，较上年（1171家）同期增长14.43%。

但作为临床试验的主导者，优秀PI仍是稀缺资源。王永生就提到，为了促进新药上市的效率和成功率，企业都倾向于寻找更知名和更有经验的临床机构及PI，这就造成部分机构和临床试验者长期拿不到项目，导致恶性循环。在他看来，对于这样的机构和医生，IIT研究也是培养研究者、提高研究机构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行业内的知名临床研究主导者，王永生也长期坚守在临床一线。他认为，一个好的PI需要从临床一线采集临床需求，也需要在科研中寻求需求的解决之道，二者缺一不可。

在肿瘤临床一线和新药开发领域深耕多年，王永生一直近距离观察国产新药与治疗实践取得的进展，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到，虽然目前临床试验的数量在增加，但新靶点并没有实现相符的增长。也就是说，靶点集中、跟踪创新的现象仍然存在，原创性的源头创新虽然在增长，但进展相对较慢。他特别强调，在行业的调整期，外部融资由热转冷时，医药企业更倾向于求稳，而非求新，这样的情况下更要保护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激励创新投入。

此外，今年以来，国产创新药的授权交易数量剧增，交易金额也屡创新高，一方面这意味着国产医药的创新实力得到了认可，但另一方面，“卖青苗”的担忧也在业内出现。

对此，王永生也有一定的担忧，他谈到：“对国内的医药企业而言，如果想要成为一家大型跨国医药企业，最好的敲门砖就是一款极具竞争力的产品。但如果手上的管线具备这样的潜力，却被授权交易出去，对企业而言就等于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是否有一些具有潜在巨大价值的管线在早期被卖出，在未来还要花大价钱授权引进？”

但王永生也提到，很多Biotech企业在当下面临生存挑战，研发管线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让创新型企业“不下牌桌”才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