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一具又一具罕见的恐龙化石被发现，一项又一项“世界之最”被记录，一段又一段关于侏罗纪的史前故事被看见、被听见……
2024年，带着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的流量热度，自贡恐龙博物馆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这座建在恐龙化石遗址之上的博物馆，在久远的学术研究长河中探寻“东方龙宫”傲立世界的奥秘。
自贡恐龙博物馆内一角
起点：109年前的一次科学发现
往事并不如烟，每个传奇都有它的起点。
1915年，美国地质学家劳德伯克，受邀前来中国寻找石油和天然气时，意外地在荣县县城东南砂岩中发现1枚恐龙牙齿和1段股骨化石。1935年，美国古生物学家甘颇教授在《加州大学地质科学系通报》发表相关论文，鉴定其为巨齿龙类恐龙化石。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是自贡地区恐龙化石首次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恐龙化石的最早科学记录。
1936年，关注到该论文的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教授邀请甘颇前往荣县进行实地考察。幸运的是，荣县这方土地并没有让他们失望，在荣县城东约1.5公里的梓潼桥西瓜山他们发掘出一具较完整的大型蜥脚类恐龙化石，后经杨钟健研究命名为荣县峨眉龙。据介绍，荣县峨眉龙是自贡乃至四川盆地第一具被科学命名的恐龙化石。
如果说是中西方专家携手叩开了自贡恐龙化石宝藏的大门，那么由我国地质工程师发现、一代代专家学者接续研究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则让自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
1972年8月，国家地质总局第七普查大队黄建国、展峻山两位地质工程师在大山铺万年灯发现恐龙尾椎化石。自此之后，大山铺的恐龙化石发掘不断，如今，在已发掘的约3000平方米范围内，获得了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200多个个体的上万块化石标本，据此命名了26个属29个种。
自贡恐龙博物馆内的和平永川龙头骨
不久前，为自贡恐龙扬名四海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恐龙先生”、自贡恐龙博物馆科学顾问董枝明逝世，让人们在惋惜、怀念之际，更加珍视历代专家学者对自贡恐龙化石不断深入研究的成果。
四川恐龙多，自贡为什么成了“窝”？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何以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恐龙化石产地之一？一切还得从史前的地壳运动说起。
三叠纪晚期，曾是一片海洋的四川盆地由于地壳运动而抬升，海水退却形成中央地势低平的内陆湖泊，这就是所谓的“古巴蜀湖”。至侏罗纪中期，自贡地区为地势平坦的滨湖平原，河流纵横，湖泊广布，而大山铺正好处于河湖交汇处，属于湖泊三角洲环境，水源充足，植被繁茂，丰富的裸子植物加上当时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为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的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众多的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在此生活和繁衍，正常或异常死亡后被迅速埋藏而形成化石，经过亿年漫长岁月，这里便汇集了大量的恐龙化石。
“侏罗纪早、中期地球上许多大陆都被海水覆盖，造成了当时的陆相沉积地层匮乏，因此保存下来的恐龙化石不仅匮乏，而且破碎。”自贡恐龙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江山表示，大山铺的恐龙化石的时代正是侏罗纪中期，所以它们为世界恐龙的早期演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研究意义。
焦点：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
“恐龙群窟，世界奇观”，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遗址馆正门，入门即见的八个大字似将博物馆的往事娓娓道来。
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掘让大山铺恐龙化石群走进公众视线，其极其难得的生物多样性、保存的完整性和埋藏的集中度让人们对自贡恐龙的关注度与日倍增。1982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视察大山铺恐龙化石群发掘现场时，严肃地指出：“要就地建馆，就地研究，就地陈列。”
1987年1月，自贡恐龙博物馆落成开放，随着中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恐龙博物馆逐渐声名远播。就在自贡如火如荼推进恐龙博物馆事业之时，世界恐龙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恰好同步进行中——1986至1990年，中国与加拿大携手开展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考察中，在以中方野外负责人董枝明为代表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推动下，中国恐龙研究开始走向世界，随着中国恐龙在国际上被广泛关注和讨论，偏于一隅的自贡恐龙博物馆也蝶变成了闻名世界的“东方龙宫”。
正是在这一时期，自贡恐龙开始走出国门，相继在全球五大洲展出。在自贡大山铺发掘出的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原始、最完整的剑龙——太白华阳龙；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大型肉食性恐龙之一——和平永川龙；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剑龙皮肤（印痕）化石——四川巨棘龙皮肤（印痕）化石等化石珍品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
2023年元旦，在新发现的恐龙化石遗址之上建成的探秘馆正式开放，侧重陈列展示“恐龙遗址馆”和增强趣味互动的“恐龙探秘馆”两相呼应，更加全面、立体展现出了新阶段“东方龙宫”的魅力。
如今，自贡恐龙博物馆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2.01至1.4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是目前世界上收藏和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是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价为“世界上最好的恐龙博物馆”。
今年3月，自贡恐龙博物馆入选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未来，更多智慧旅游新产品、新场景也将在馆内上线，以更多形式“活”起来的恐龙化石也将带领人们走向更深的侏罗纪秘境。
看点：学术研究赋能“恐龙之乡”新发展
数十年来，各怀绝技的“寻龙者”在大山铺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苦心经营、悉心钻研。
作为一座建立在恐龙化石遗址群上的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内具有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为了更好地探索恐龙时代的奥秘，建馆之时便设立了研究部持续开展化石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与之相关的科研项目就已荣获不少重要奖项。
1991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重庆自然博物馆和自贡恐龙博物馆联合承担的科研项目《四川自贡大山铺中侏罗世恐龙动物群的研究》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1990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自贡大山铺恐龙动物群科研成果又获得 “第六次 (1993)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当时整个古生物学界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中获得的最高奖。
自贡恐龙博物馆内的知识展板
2015年，博物馆在研究部基础之上成立了“侏罗纪地层与古生物研究中心”。2021年，该馆与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8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共同组建了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据了解，建馆以来，博物馆已出版科研著作十余部，发表科研论文百余篇。目前，该馆拥有科研、收藏、保护及复原专业技术人员9人，其中有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库专家4人、四川省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3人，“东方龙宫”的学术基座更为坚固。
回望成果丰硕的自贡恐龙研究历史，昨日光辉来自杨钟健、董枝明这些前辈的艰辛拓荒，未来璀璨则需后来者对其科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发展。
“一起野外调查时，老一辈的科学家在工作中的严谨和执着令我感触很深，尽管已是七旬高龄，每到一地层剖面，董老师都会立即拿出本子记录现场信息。”谈到前不久逝世的董枝明老师，江山向记者讲起了十年前与董老师一起在西南地区开展野外考察的往事，言语间满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的钦佩和怀念，直言未来将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古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将今论古，将古论今’，了解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谈及恐龙研究的现实意义时，江山表示，通过恐龙化石研究，了解恐龙的生活习性、演化历程以及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地球生命演化的奥秘，还能为现代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为进一步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博物馆一边积极创新科普形式，及时展示新阶段的科研成果，让人们接触最前沿的研究讯息，更加直观地体验自然科学的魅力，一边助力围绕推动自贡恐龙文旅产业发展，为建设自贡方特恐龙王国公园、举办国际恐龙灯会和发展仿真恐龙产业等提供学术研究和科研成果支撑，以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擦亮“恐龙之乡”城市名片。
自贡恐龙博物馆内大量运用数字化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中，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巨棘龙(剑龙类)股骨病变的能谱CT分析》荣获“优秀文博科研成果”。9月，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而这正代表着自贡恐龙博物馆的科学价值、保护措施和研究水准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现在，我们正在和美国纽约石溪大学合作，开展东坡秀龙头骨化石的CT扫描研究。”江山说，未来，博物馆将依靠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持续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同时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博物馆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自贡恐龙博物馆的科研水平、不断扩大“恐龙之乡”自贡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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