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芮博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 应该让消费者对政策落地更有“实感”

这两年，跨国企业正变得越来越注重经营“本土化”。

放眼全球，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政策的频繁变动以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跨国企业需要探索更多元的本土化实践。回到中国市场，众多本土品牌相继崛起，使得许多原本在大众市场或主流市场占据领先地位的外国品牌倍感压力，倒逼在华外企对产品、服务和营销策略进行本土化调整。

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趋势，也给人才市场带来新变化。作为知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9年，他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变化、转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今年10月，由芮博澜担任课程主任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Global EMBA课程，在英国《金融时报》EMBA课程百强榜单中的排名攀升至第一位。

芮博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据芮博澜观察，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要求高管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外企也选择将外籍高管送来中国，与中国本土学员一同学习。

围绕跨国企业本土化以及中国市场的新趋势，近日，芮博澜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

谈企业经营：跨国企业需要“本土化”，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取代中国

NBD：这两年，很多跨国企业更注重“本土化”经营，体现在人才需求上有怎样的趋势？

芮博澜：拥有全球商业视野非常重要，理解全球经济环境也很重要。

一般来说，我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今天，仍然有大约50%到60%的学生来自跨国公司，但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中国人。我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派遣他们的中国管理者来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Global EMBA课程，这已经表明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我跟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管有过交流，我认为，确保中国的子公司尽可能做到本土化是很重要的。如果考虑中国市场，那么，决策者必须了解中国市场。

NBD：大型跨国公司之外的公司呢？

芮博澜：我们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从世界各地飞来中国参加Global EMBA课程。他们中很多来自中型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可能在中国仍然有外籍管理者。通过Global EMBA课程，他们能够结识其他中国高管，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商业思维模式，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另外，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公司的学生越来越多。目前，我们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来自正在全球化的中国公司。

NBD：你觉得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该如何进行本土化经营？

芮博澜：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中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了解（当地）文化是很重要的。比如，许多欧洲公司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进入中国时曾因不了解中国文化而犯了大错。中国公司在出海时如果不了解跨文化管理，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跨文化管理，核心意思是我需要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我不必同意你，但我需要理解你。比如在中国，加班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在欧洲、新加坡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员工会反问：为什么要为公司加班？

很多公司可以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因为它们了解市场，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知道如何借力供应链。但在其他国家，这些都是不同的。

NBD：你怎么看待近两年部分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现象？

芮博澜：如果企业的主要供应链还在中国，那就意味着产业链出海的目的地不能距离中国太远。我认为我们需要问的是，（那些产业链）为什么要搬到东南亚，目标是什么？

东南亚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优势。比如，对汽车行业来说，泰国的条件较好；半导体行业去马来西亚比较好；如果是其他矿产资源类企业，印尼是个不错的选择。

企业选择产业链出海时需要非常审慎，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目标是什么。仅仅因为其他人都在去，并不意味着你也要跟随。

NBD：国内外企业在东南亚布局产业链，会不会影响中国相关产业？

芮博澜：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我们需要厘清，我们是在谈论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出口市场。当我们谈论中国市场时，我相信仍然会有许多公司留在中国，就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因为中国市场足够重要，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生产。

谈中国市场：让消费者对政策落地“有实感”很重要

NBD：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债务问题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如今，中国也面临债务问题，你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些债务问题？

芮博澜：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事情。首先，中国的大部分债务是本地债务，是人民币债务，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不同。这意味着中国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小一些。

而化解债务的唯一方法，是让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政府收入增加，就能偿还债务。如果想降低中国的债务水平，其中一个大问题是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如果能通过融资或其他方式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那么地方政府就能开始关注增长，尤其是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

NBD：最近有一个观点认为，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未来20年将是结构性变化发展的机会。你对此有何看法？

芮博澜：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之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工业附加值。举个例子，有人会说中国需要停止生产T恤，转而生产电动汽车，这样经济结构就会改变。

但我认为，中国仍然需要生产T恤，因为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进入电动汽车等行业。中国仍然有数百万只有初中教育水平的年轻人，仍然需要生产T恤，以便为数百万低学历工人提供工作。

中国需要的产业是多层次的——低端生产、中端生产和高端生产都需要。如果改变产业结构，是想让所有人都进入高端行业，那会在低学历人群中造成大量失业。我认为这是美国犯的错误——许多美国公司投资中国，将所有低端工作机会转移出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低学历人群。

中国需要多样化的产业，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替代。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15年内，我们仍然需要生产鞋子、T恤和玩具，但我们也需要生产更多的电动汽车，需要人工智能工程师，以便让中国经济拥有多元化的产业。

我告诉我的学生，中国经济具有双重表现：一个是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高端产业的；另一个是关于小商品生产等制造业的。中国需要一个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拥有超14亿人口的国家。

NBD：9月底，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提振市场信心，并聚焦经济发展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方案，你对此有什么观点？

芮博澜：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市场的问题是缺乏信心，但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知道政府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比如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如今，中国已经不是早期的新兴市场，即使房地产价格上涨，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每年上涨20%到30%。我认为，合理的房地产市场，每年的涨幅可能在5%到8%。房地产仍然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为退休提供一些额外的保障。

NBD：你在年中时曾提到，中国消费者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再具体讲讲这个引擎该如何启动吗？

芮博澜：我认为，如今的中国消费者并不是在寻找便宜的东西来消费，而是在寻找物有所值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我认为中国消费者会非常谨慎地花钱。这并不意味着消费品必须便宜，意味着它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和价值。

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消费者都在等待一个时机，但没有人知道时机何时到来。比如，我现在应该开始买房吗？房价已经最低了吗？会不会进一步下降？会不会上涨？

我认为，中国消费者不是没有钱，从储蓄来看，居民的储蓄额在增加。问题是什么能让中国消费者相信他们应该开始消费。我认为，消费者目之所及、能“看到”的东西很重要，政策需要更切实可行，让消费者能看到生活质量在提升。

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如果消费者觉得医疗保健水平在改善，医疗费用在降低，医疗质量在提高，那么消费者会有信心，会敢花钱；同样，在教育领域，当家长觉得孩子的学校、老师等一整个系统都很好，也会更有信心。